是的,而且“公众”作为主体本身是无意识的,说公众霸凌一个人本身就有问题。这件事本质反映了人民群众从崇尚精英叙事到理解平凡之路的改变。能捕捉到这一点的雷军成了,理解不了的李佳琦凉了。 //
@Supernice: 这篇为“何同学”辩护的文章,试图将公众的批评归结为“霸凌”,并用“脆弱”“焦虑”“讨好型人格”这些标签来为其行为开脱。但这其实恰恰遮蔽了问题的本质:真正的霸凌者,正是何同学本人。
首先,我们必须厘清“霸凌”的定义。霸凌从不是由谁“哭得更惨”决定的,而是权力不对等下的一种压迫行为。在这件事情中,何同学作为拥有百万量级影响力、被主流平台长期扶持的头部KOL,站在了信息传播权、话语权、流量权的金字塔顶端。他的“微博发言”并不是某个普通用户发的一句情绪宣泄,而是具有明确舆论引导力的公共表达。试问,当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公开发文将一个没有曝光度、没有话语权的“司机师傅”置于被动局面,并带有某种“我已经忍你很久了”的优越态度——这难道不是权力的使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向下施压的社交动员行为。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在公共平台上、有意识地“叙述”这件事。换句话说,他不是被误解,而是主动建构了一个叙事结构——我,一个忙碌的、焦虑的、有责任感的年轻创作者,终于拒绝了那个“不够体面”的、给我带来负担的服务者。这种叙事天然就把司机师傅放在了一个“打扰者”、“麻烦制造者”的位置,而他自己则被塑造成“勇敢表达自我”的现代青年。试问,这背后究竟是谁在“物化”谁?谁在把“底层劳动者的情绪”作为自己成长叙事的道具?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将他人的处境当作自我叙事的背景板,本身就是一种精致的、包装过的权力施展。而讽刺的是,他所依托的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在体制话语中拥有合法性(平台背书、媒体转发),甚至还能借“心理学术语”包装成一种“疗愈行为”。这种行为非但不“脆弱”,反而异常老练——因为它知道如何在公共场合中借“反脆弱”的姿态换取情感同情,又懂得如何在表达中回避真实责任。
其次,把“公众批评”统统归类为“霸凌”,实质上是一种话语反转。在一个权力高度流动、结构高度失衡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大V”反而变成了“受害者”,而真正的弱者(比如那位司机师傅、比如普通用户)却被描绘为“加害者”。这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话语脱钩”:只要你足够会讲述自我,只要你提前把“我很焦虑”当作免死金牌,你就能抵挡任何批评的火力。
但现实不是心理咨询室。公共表达的空间有其成本,你的表达不是“中性的”,而是会实质性地影响他人的。尤其当你动用自己庞大的社交资本,主动发起一场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不满时,你就不再只是一个“脆弱的个体”,而是社会结构中的“话语施加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次“结构性向下的羞辱”,而非“自我表达中的小小失误”。
最后,“他好欺负”的叙事,本身就是对现实结构的再一次误读。真正“好欺负”的人,是在城市中无名无姓地奔波、被差评一次就会被平台惩罚、甚至连“表达不满”都无法公开说出的人——而不是那个可以一边在热搜上被“声讨”,一边继续维持主流平台合作与商业价值的大V。
我们当然要反对霸凌,但前提是我们要认清谁在霸凌谁。
一个拥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向下输出贬低性的叙述,这不叫“脆弱的表达”,这叫“结构性施压”。而当他反过来用“焦虑”“讨好型人格”“公众过于严苛”来解释自己行为时,这不是勇敢面对,而是用一套新的软话语掩盖旧权力的继续运作。
这才是真正应该被揭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