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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说“不是”的时候，说明还有不满，还在否定，还在上下求索。如果有一天开始说“是什么”了，那就说明找到了或者真实或者自以为真实的“是”。
刘和平老师是真正有文化的文艺工作者，可能和专业学者的区别就在于他的主要产出形式是文艺作品，不是学术专著。
很多观点非常有挑战性，但是无论是否接受这些观点，都不影响我们欣赏其本人真诚的创作态度及其作品的精彩和深刻。
就像他引用的这副自题联：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刘和平老师是真正有文化的文艺工作者，可能和专业学者的区别就在于他的主要产出形式是文艺作品，不是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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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引用的这副自题联：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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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比较通行的说法，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内燃机动力机械化代替手工，第二次是电气化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第三次是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
那么以今天为起点，过去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工业革命”级科技突破是什么？下一次可能引发“工业革命”的会是哪方面的技术创新？
那么以今天为起点，过去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工业革命”级科技突破是什么？下一次可能引发“工业革命”的会是哪方面的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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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成拉片霸王别姬，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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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称之为故乡的《生息之地》
（一）从他乡到故乡：人生之变，譬如故乡
二〇二四年腊月廿六，我独自回家过年。临回家那段时间正在读卡夫卡，书中赠送了几张明信片，其中一个写着这样一句话：人生之变，譬如故乡——自他离开故乡，已经有许多东西改变了，而且还在继续改变着”。
这句话自此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使我不断想起我的故乡。
我是何时离开家乡的呢？
若从读大学算起，至今已有八年。等等，这似乎有些不对，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在此之前多年我都没有新的关于家的记忆了，只得再往前追溯。于是我想起二〇一〇年的一个中午，我在乡镇学校读初一，那天爸妈去学校看我，这似乎是他们在我十几年的学生生涯里唯一一次专门去学校看我，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如此。那天中午有烧饼和香蕉，都是我最爱吃的。我吃着烧饼的时候，妈说她也要走了，出去打工，这两天就走，来就是告诉我这个消息，以及怎么安顿我。
那天的烧饼实在太干，噎出了我的眼泪，我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把头往一边转，在模糊的视野的边缘，他们两个好像一个在看窗外，一个在看脚下。
高速路上，车子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疾驰，此时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是顺着玻璃往上流的，车外的一切都在飞速后退，真像是电影里头时空穿越的场景。
据说如果移动速度超过光速，就可以穿越时间回到过去，这正是我需要的，近几年我每次春节回家，都总觉得那越来越不像我的故乡。现实中的故乡逐渐令我感到陌生，我每次回到那里都反而觉得离记忆中的那个地方更遥远了。
故乡好像已经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我想回到那个地方，当然已经是需要同时穿越空间和时间才能实现的了。
我渐渐明白，眼前这个村子她时时刻刻都在被与她有关的人改变着，她时时刻刻都是最新的，而我在不断变老，我的生命坐标和她的坐标走向是反的，她越来越新，而我却越来越旧。
原来二〇一〇年的那天，我没有离开故乡，但是故乡已经离开了我。从此以后，故乡和家人几乎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同时出现过。再后来，我去别的城市上学，从此对故乡也不再有新的记忆，我记忆中的故乡终于停止在那个时刻。再后来的她则更加与我无关。
到家的那天晚上，先是吃饭，可饭菜也不合口味，没有上演游子返乡吃到一口家乡味道后心满意足感慨万千的戏码，不知是我的口味变了还是家里的味道变了，毕竟自家乡离开我，我又离开家乡以后，肯定有许多东西改变了，而且还在继续改变着。
人生之变，譬如故乡；故乡之变，又何尝不似人生呢。
（二）从故乡到他乡：我们如何告别
二〇二五年腊月，照例在春节前三四天回去。今年爸妈已经从外地回到老家，我的“故乡”终于回到了我的故乡。
每年除夕的下午，都要和父辈、兄弟们一起去烧纸。在祖坟前，我有时候会特意站在自己推算出的“葬身之地”，时不时抬头看看头顶的风景，说实话觉得有点一般，冬天的傍晚，天总是灰蒙蒙的。
在我的记忆中，那里最开始是一片树林，林子的北侧是民房，南边是耕地，这片林子也是我每天上小学的必经之路，我人生记忆最早期的那六年里，除去节假日，我每天要从那里经过四次。
其中的某一天中午回家的时候，我路过这里，看到有几个人在那里挖一个坑，几天后我爷爷躺了进去；
到了中学，我大约每半个月从那里路过一次；大学以后几乎一年也不会经过几次了。印象中只感觉林子里的树越来少，土堆越来越多，埋的离我的那块地方也越来越近，同时南边的庄稼也逐渐往北蔓延，现在已经完全与那片土堆接壤。
直到今年听我妈说，往后祖坟也不让埋了，埋不下了，以后只能自己再找地方了。我笑了笑，看来以前是我自作多情，还嫌那里无聊。
初五是返程的日子，在老家的忙于走亲访友使我急于离开这个陌生的故乡，我好像已经多年对她不再有思念和留恋了。
十五年的时间，我早已学会把故乡打包好装在心里随身携带，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
本以为今年就这样平淡地过去，没想到在临走之际，与爸妈一个瞬间的眼神接触使我如被电击一般，愧疚？不安？难过？难以名状。我只得假装镇定，毅然踏上返程。
回去的路上，我不断回忆那个瞬间，他们飘忽闪烁的目光射向我，竟通过一瞬间的对视射到了我的心里，成了扎在我内心深处的一支利箭，一路上我不得不忍受着心里的剧痛。
他们向来不会在离别的时候说太多话，我也是。
我们就像十五年前的那个中午，只不过这次要走的是我，此刻的我和彼时的他们一样迫不得已；而不知此刻的他们是否也和彼时的我一样，看着我消失在路口的车轮，视线模糊。
这么多年，其实我们都早已习惯了离别。但那一瞬间的眼神接触带给我的感觉，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我只能带着愧疚和不安狼狈地离开。十五年过去，当年不得不离我而去的人终于回来，可我却只能继承下他们当年的决绝，逃离这亲切又陌生的故乡。
（三）虚实之间，游荡于他乡与故乡之间的人
在电影《生息之地》之前，霍猛的前作《过昭关》是我在银幕中看到的离故乡最近的电影，电影里有我曾经走过的路和认识的人，但《过昭关》中爷孙俩的故事与我的人生经历相去甚远。而《生息之地》则将镜头对准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霍猛导演通过电影极大程度还原了自己童年记忆中的故乡。
在没有魔法的现实世界，电影近乎于魔法。
借助于我的同乡的魔法，我得以在银幕中再次看到了我记忆中的故乡。我证明：《生息之地》在场景上的确高度还原了豫东地区乃至淮海平原的农村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场景。
我人生记忆的起点大约晚于电影故事十年，这十年，世界从二十世纪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但是在二十世纪末发展缓慢的中部省份农村地区，变化远远算不上天翻地覆，真正的剧变开始还要往后几年，因此我能够在电影中看到许多我的童年的场景。
本片选择以一九九一年作为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因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转折已在此时缓缓拉开了序幕。大片的麦田和村里低矮破败的土坯房，可能是淮海平原地区人们的集体记忆，这里的人提到童年的故乡，脑海中的画面总是出奇地一致。
以耕作方式和和民居为例，在中部农村，连片麦田的种植格局与土坯民房的建造方式，貌似在汉代就已成型，从那时起，这种农耕景观与民居形态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机械化、红砖建材全面普及之前，前后存续来约一千九百年，在这期间，平原小农耕作模式与乡土民居体系始终稳定，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彻底终结。
打工潮的兴起对农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电影中一个场景如今看来似乎有些黑色幽默，是村民看着拖拉机犁地的时候发生的对话：
大爷：这个机器它把我们的活都干完了，那我们干嘛？天天玩吗？
儿子：等以后咱也用上了你就知道了。
父亲：不管弄啥，老农民也得种地啊。
儿子：爹，你不懂，跟你说不清。
彼时身在巨大变化之中的人还不知道未来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可是变化到现在还在继续，农业机械化以后解放出的劳动力马上就投身于进城打工的浪潮之中了。这可能是对农村影响最大的变化之一。
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看到了更丰富的世界，打工带来的收入也使农村物质条件逐渐地提高。在改开背景下，社会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缓慢地随时代潮流向前移动。
这个群体是那么的庞大，变化又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走在最前面的人已经完全融入大城市生活，而他老家的外婆还没有用过自来水，没有坐过火车，甚至没有离开过自己家乡那一片土地，这一现象在电影中亦有展现，且三十年后的如今依然存在，那片故乡是他们真正的生息之地。
事实上，大部分人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成年后进入城市工作，但是他们收入水平的增速远远比不过物质需求和心理满足阈值的增速。大很多人既没有能力在城市完全立足，也无法再回到农村。
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由于教育资源匮乏且升学渠道狭窄，加上生活物质水平不高，农村很难有孩子能一直读书而且靠读书出头实现阶层跨越。大人和孩子们都默认大部分人应该和以前一样在家种地生活。可二十年后，这一代没有经过受过太多教育的农村人不得不开始随着潮流进城打工了，而且几乎只能从事底层的体力劳动，劳动力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的确，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土坯房在被砖房替代前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而单层红砖房进入农村才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已经被楼房替代，现在平房已经是少数家庭才有了；私家车也迅速普及，几乎成为家庭标配。代价是他们在城市里做着最辛苦的工作，节衣缩食，在厂子或手工作坊里每天工作动辄超过十二个小时，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
《十三邀》里许知远与梁鸿对话的那一期，二人回到梁鸿的故乡，期间有一对青年夫妻即是这一群体的代表，夫妻二人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儿子在老家由老人照看，一家三口生活在三个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的缩影，至少在那个地方，比比皆是。
大部分农村的楼房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只在农村种地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盖的起楼房的；私家车放在老家闲置或者开到打工的地方，可能直到下次回家才会再启动；去年我在北京凌晨赶火车的路上，依然能看到不少在路边长椅、天桥下或地铁口过夜的民工。
于是每年回家经常能够听到的感慨：唉，现在过年也不热闹了，人也不亲了，都是打工打的，也不知道怎么就兴打工了呢？可能的原因是，在近十几年以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物质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精神、资源、教育、代际发展的鸿沟却在持续拉大，农村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可是这并没有让他们在精神上离开农村，尴尬的是，在城市中打工时常感到窘迫的他们，回到农村后发现这里也逐渐使他们感觉陌生了。
于是我们有世界最壮观的人口迁徙——春运；有最亮眼的经济发展成绩；同时也有农村空心化问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也有一群在时代潮流中无力反抗，需要拼命挣钱才能维持体面生活的人。他们往往从事高度重复、高强度、高危险性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几乎被工作填满，同时精神生活又较为单一，近几年兴起的短视频几乎填满了这类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休息时间。
于是这些又引发出农村青少年成长与教育问题、老年人赡养和心理健康问题。责备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不得不终日劳作，每天高强度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人去关注子女成长和教育课题，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无异于新时代的“何不食肉糜”。诚然，以上问题必定是多种因素叠加而成，然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对农村的影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一个最典型的家庭可能是这样的：
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上学，爷爷奶奶没有文化，且往往溺爱孙辈，也没有教育孩子的意识和能力，于是青春期的孩子一步步沉迷网络，进入成绩下滑与厌学的恶性循环，老人无力管教，父母远在外地，只有电话里或者一年中偶尔回家的时候过问成绩，对孩子的不学习、不听话、不上学的问题，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难以挽回，于是中学辍学，跟随父母或投奔亲戚做学徒、打工，重复父母的生活。
老人则独自在家，用子女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一边等着接听子女的视频通话，一边浏览打开后就自动播放且永远不会结束的短视频软件。老人的子女则继续夜以继日的工作，以应对老人可能随时需要的医疗费用和儿子（没错，他们的家庭成员里大概率会有一个儿子）结婚需要的几十上百万元的彩礼、房、车……在我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中，此类家庭不在少数……
说这么多，其实早已远离了电影本身，但是好在并没有离开故乡这一主题，以上只是我思绪的漫游，我不知道其中带有多少的偏见乃至错误，但确是我真实的感受。
还是把目光转向电影，开场后不久，小男孩徐闯和妈妈说自己尿床是因为分不清梦和现实，这一颇有庄子哲学意味的对话场景中，孩子和常年不见的父母见面以后的生疏感是打动我的第一个细节，这种感觉恐怕只有经历过的孩子才会懂。
此外还有写实的葬礼仪式，以及仪式结束后，老人在麦田里墓地旁感慨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而且向孩子指出自己的“生息之地”，还有自带板凳上下学每天随身带走的小学生们、麦田树荫下休息的村民、几乎每个村都有的智力障碍的孩子（电影中智力障碍孩子的死亡绝非戏剧化设计，现实往往更残酷）。最重要的，开口必是呵斥，永远不会温柔表达爱意的父亲和永远系着围裙、偶尔抱怨但一直忍耐的母亲，以及不得不早早学会做家务的姐姐……这些几乎都是我的故乡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作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我无法客观看待这部电影，我不得不沉浸其中。
影片我最爱的部分是最后一场戏：老人去世后完成火化，家人从火葬场回家的路上，交通工具已经从牛车换成了拖拉机，新的时代到来了。可是下完雪以后泥泞的道路使拖拉机难以前进，人们不得不下车推行，机器反而成了负担，推车的人都被甩了一身泥。
在车子的摇晃中，徐闯怀中的骨灰盒摔落在地，众人急忙去捡，可一部分骨灰已经归于泥土。镜头拉远，我们才发现，虽然世界发生如此变化，这片平坦的土地却还是那个样子，它巨大的沉默足以熄灭一切声音，柴油机的声音在呼啸的风声中逐渐消失，新时代的机器仍需被人推着才能前进。
此刻我在离故乡千里之外的地方独自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陪着我的只有一首歌，我在动笔之前，就已经决定用它作为结尾：
新语言 旧语言
该怎样回答 不眠的时间
星河下 电子荒原
亿万场冷暖 亿万泥污人
（郊眠寺—万能青年旅店）
（一）从他乡到故乡：人生之变，譬如故乡
二〇二四年腊月廿六，我独自回家过年。临回家那段时间正在读卡夫卡，书中赠送了几张明信片，其中一个写着这样一句话：人生之变，譬如故乡——自他离开故乡，已经有许多东西改变了，而且还在继续改变着”。
这句话自此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使我不断想起我的故乡。
我是何时离开家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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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烧饼实在太干，噎出了我的眼泪，我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把头往一边转，在模糊的视野的边缘，他们两个好像一个在看窗外，一个在看脚下。
高速路上，车子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疾驰，此时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是顺着玻璃往上流的，车外的一切都在飞速后退，真像是电影里头时空穿越的场景。
据说如果移动速度超过光速，就可以穿越时间回到过去，这正是我需要的，近几年我每次春节回家，都总觉得那越来越不像我的故乡。现实中的故乡逐渐令我感到陌生，我每次回到那里都反而觉得离记忆中的那个地方更遥远了。
故乡好像已经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我想回到那个地方，当然已经是需要同时穿越空间和时间才能实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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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腊月，照例在春节前三四天回去。今年爸妈已经从外地回到老家，我的“故乡”终于回到了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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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实之间，游荡于他乡与故乡之间的人
在电影《生息之地》之前，霍猛的前作《过昭关》是我在银幕中看到的离故乡最近的电影，电影里有我曾经走过的路和认识的人，但《过昭关》中爷孙俩的故事与我的人生经历相去甚远。而《生息之地》则将镜头对准了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霍猛导演通过电影极大程度还原了自己童年记忆中的故乡。
在没有魔法的现实世界，电影近乎于魔法。
借助于我的同乡的魔法，我得以在银幕中再次看到了我记忆中的故乡。我证明：《生息之地》在场景上的确高度还原了豫东地区乃至淮海平原的农村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场景。
我人生记忆的起点大约晚于电影故事十年，这十年，世界从二十世纪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但是在二十世纪末发展缓慢的中部省份农村地区，变化远远算不上天翻地覆，真正的剧变开始还要往后几年，因此我能够在电影中看到许多我的童年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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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耕作方式和和民居为例，在中部农村，连片麦田的种植格局与土坯民房的建造方式，貌似在汉代就已成型，从那时起，这种农耕景观与民居形态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机械化、红砖建材全面普及之前，前后存续来约一千九百年，在这期间，平原小农耕作模式与乡土民居体系始终稳定，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彻底终结。
打工潮的兴起对农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电影中一个场景如今看来似乎有些黑色幽默，是村民看着拖拉机犁地的时候发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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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爹，你不懂，跟你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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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看到了更丰富的世界，打工带来的收入也使农村物质条件逐渐地提高。在改开背景下，社会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缓慢地随时代潮流向前移动。
这个群体是那么的庞大，变化又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走在最前面的人已经完全融入大城市生活，而他老家的外婆还没有用过自来水，没有坐过火车，甚至没有离开过自己家乡那一片土地，这一现象在电影中亦有展现，且三十年后的如今依然存在，那片故乡是他们真正的生息之地。
事实上，大部分人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成年后进入城市工作，但是他们收入水平的增速远远比不过物质需求和心理满足阈值的增速。大很多人既没有能力在城市完全立足，也无法再回到农村。
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由于教育资源匮乏且升学渠道狭窄，加上生活物质水平不高，农村很难有孩子能一直读书而且靠读书出头实现阶层跨越。大人和孩子们都默认大部分人应该和以前一样在家种地生活。可二十年后，这一代没有经过受过太多教育的农村人不得不开始随着潮流进城打工了，而且几乎只能从事底层的体力劳动，劳动力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的确，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土坯房在被砖房替代前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而单层红砖房进入农村才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已经被楼房替代，现在平房已经是少数家庭才有了；私家车也迅速普及，几乎成为家庭标配。代价是他们在城市里做着最辛苦的工作，节衣缩食，在厂子或手工作坊里每天工作动辄超过十二个小时，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
《十三邀》里许知远与梁鸿对话的那一期，二人回到梁鸿的故乡，期间有一对青年夫妻即是这一群体的代表，夫妻二人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儿子在老家由老人照看，一家三口生活在三个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的缩影，至少在那个地方，比比皆是。
大部分农村的楼房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只在农村种地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盖的起楼房的；私家车放在老家闲置或者开到打工的地方，可能直到下次回家才会再启动；去年我在北京凌晨赶火车的路上，依然能看到不少在路边长椅、天桥下或地铁口过夜的民工。
于是每年回家经常能够听到的感慨：唉，现在过年也不热闹了，人也不亲了，都是打工打的，也不知道怎么就兴打工了呢？可能的原因是，在近十几年以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物质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精神、资源、教育、代际发展的鸿沟却在持续拉大，农村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可是这并没有让他们在精神上离开农村，尴尬的是，在城市中打工时常感到窘迫的他们，回到农村后发现这里也逐渐使他们感觉陌生了。
于是我们有世界最壮观的人口迁徙——春运；有最亮眼的经济发展成绩；同时也有农村空心化问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也有一群在时代潮流中无力反抗，需要拼命挣钱才能维持体面生活的人。他们往往从事高度重复、高强度、高危险性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几乎被工作填满，同时精神生活又较为单一，近几年兴起的短视频几乎填满了这类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休息时间。
于是这些又引发出农村青少年成长与教育问题、老年人赡养和心理健康问题。责备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不得不终日劳作，每天高强度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人去关注子女成长和教育课题，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无异于新时代的“何不食肉糜”。诚然，以上问题必定是多种因素叠加而成，然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对农村的影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一个最典型的家庭可能是这样的：
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上学，爷爷奶奶没有文化，且往往溺爱孙辈，也没有教育孩子的意识和能力，于是青春期的孩子一步步沉迷网络，进入成绩下滑与厌学的恶性循环，老人无力管教，父母远在外地，只有电话里或者一年中偶尔回家的时候过问成绩，对孩子的不学习、不听话、不上学的问题，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难以挽回，于是中学辍学，跟随父母或投奔亲戚做学徒、打工，重复父母的生活。
老人则独自在家，用子女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一边等着接听子女的视频通话，一边浏览打开后就自动播放且永远不会结束的短视频软件。老人的子女则继续夜以继日的工作，以应对老人可能随时需要的医疗费用和儿子（没错，他们的家庭成员里大概率会有一个儿子）结婚需要的几十上百万元的彩礼、房、车……在我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中，此类家庭不在少数……
说这么多，其实早已远离了电影本身，但是好在并没有离开故乡这一主题，以上只是我思绪的漫游，我不知道其中带有多少的偏见乃至错误，但确是我真实的感受。
还是把目光转向电影，开场后不久，小男孩徐闯和妈妈说自己尿床是因为分不清梦和现实，这一颇有庄子哲学意味的对话场景中，孩子和常年不见的父母见面以后的生疏感是打动我的第一个细节，这种感觉恐怕只有经历过的孩子才会懂。
此外还有写实的葬礼仪式，以及仪式结束后，老人在麦田里墓地旁感慨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而且向孩子指出自己的“生息之地”，还有自带板凳上下学每天随身带走的小学生们、麦田树荫下休息的村民、几乎每个村都有的智力障碍的孩子（电影中智力障碍孩子的死亡绝非戏剧化设计，现实往往更残酷）。最重要的，开口必是呵斥，永远不会温柔表达爱意的父亲和永远系着围裙、偶尔抱怨但一直忍耐的母亲，以及不得不早早学会做家务的姐姐……这些几乎都是我的故乡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作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我无法客观看待这部电影，我不得不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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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在离故乡千里之外的地方独自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陪着我的只有一首歌，我在动笔之前，就已经决定用它作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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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下 电子荒原
亿万场冷暖 亿万泥污人
（郊眠寺—万能青年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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