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纪录片导演想田和弘的拍的“观察电影”总是始于一个模糊的直觉,预感到纪录这一切,这里慢慢会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出现。没有预设好的主题,把创作者的自我存在抑制到最低限度,只是把摄影器材对准被拍摄对象,而主题恰在这无为之境中,从被拍摄对象的生命中悄然析出——主题不是被设计的,而是被揭示的。
低谷期也是一个应用观察电影方法挖掘和记录‘被拍摄对象’(自己)的绝佳开端。想象有摄影设备以观察的角度在纪录你的低谷期,最终析出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以摄影机般冷澈而慈悲的目光,凝视处在低谷期的自己,会更贴近真实。 它不再苛责计划的未竟、不再以最佳状态时候的评价标准去要求自己,而是捕捉那个在泥泞中,紧握“完成先于完美”信条,仍奋力“挥动球拍”的身影;它记录那个将溃散的心神一次次拉回书桌,坚持长时间阅读,以外在静默的仪式去驯服内心的风暴;它刻录耳机里鼓点强劲的节拍,如何成为你步履沉重时的隐秘引擎;它记录你如何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计划,降低挑战的强度和难度,在低耗模式中积蓄微光。
传统的纪录片拍摄方法是先定下主题,再筛选出与主题相符的对象,创作者重视主题多于被拍摄对象,他们看上去好像专注于被拍摄对象,实际上没有真正在看在听他们做什么说什么,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言行与主题相符吗”。 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惯常的自我评判,先定下主题(成功的标准、理想的蓝图),再以严苛的剪刀裁剪自身,审视言行是否与之“契合”。我们满心只盘桓着:“我够格吗?我达标吗?”,而真正的“被拍摄对象”早已在预设的框架下变形、不堪评价标准的重负。僵化单一的主题压制住了鲜活而复杂的生命。
所以,我在低谷期的工具包里装的其中一个“道具”是, 以“观察电影”的拍摄方式去“拍摄”自己,没有事先定好的“主题”,只有如实记录,让“主题”在时间与经历的土壤中,自行生发。 这不仅是记录,更是拥抱自身的鲜活复杂性,真正看见和重新发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