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逛旧书商店的时候看到一本只需要五块钱的书,再加上书名是标题党《奇婚记》,一冲动就买下来了。故事放到今天,狗血程度和现在的短剧剧情比简直不值一提:年轻的乡下千金被年上男家教搞大肚子,她的父亲略施小计硬是让路过的男大学生喜当爹,大学生本身就有相爱的未婚妻,在一系列的抗争中迎来了梁祝式开放式结局:大学生可能为了未婚妻殉情,也可能只是假死和未婚妻去另一个地方双宿双飞。
这本书的文笔说不上差,但也算不上好——既然是翻译书,有没有可能是翻译不好呢?看了下前言,这是从俄译本(原文匈牙利语)再转译为中文的,转了两道。既然有译者,我就八卦地去搜了一下译者,感觉主译者的人生比这个小说本身精彩多了。这本书的译者有两个,一个是朱微明,另一个是肖中。很可惜没有找到肖中的任何资料,朱微明倒是能找到一点。
网上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刻画了一个心系革命的进步女青年在建国后兢兢业业搞电影翻译的形象:朱微明,江南女子,镇江师范的学生,学生期间思想左倾,1939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任《前锋报》总编辑,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在上海译制片厂工作,翻译了几十部苏联电影。
接着我在《收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发现了她更多的故事:她是常州人,做编辑的时候因为参与革命被日本人关在监狱里,在严刑拷打下都没有出卖同志。日本人为了拉拢她,把她放出来做一些文书工作,她一边忍受着良心上的煎熬,一边寻找越狱机会。
有一天一个算命的跟她说,如果有机会出去,一定要白天出去,如果晚上出去,一定会被杀头。她当时不信:日本人把守这么严,她怎么可能大摇大摆出门?过了不久家里托关系给她寄了一笔钱,狱中又刚好来了个新女警,因为家境不好被其他女警处处刁难。她同情这个女警,分了一笔钱给她。女警很感激要跪下来谢她,她一边哭一边说大家都是苦出身,我太懂没钱的滋味了。女警就问她遇到什么难处,她说自己是外地人没有良民证,外婆病重都没法去探望。女警就把自己的良民证借给了她,她真的就这样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出狱,回到了新四军。
然而这只是开始。因为她在狱中曾为日本人工作,她受到了组织严密的审查,她被不停地要求写反思,写自我反省报告,一开始她很痛苦,感觉被自己的信仰质疑,后来她发现写作是一个发泄的出口,她给领导写,给审查人写,写自己的所思所想,倾诉自己的痛苦。审查人出乎意料地很快回信,甚至用《安娜·卡列宁娜》来安慰她:不要怕痛苦,它是最好的创作源泉,记得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怎么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原因。只有痛苦的感情是最复杂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你为什么不试着去创作呢?不要沉浸在痛苦里,要面对自己的痛苦。
难熬的审查终于在另一位狱友越狱为她证明清白后结束,她给审查员写了一封长信,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音,直到一次采访路过审查员的办公室,她忍不住闯进去,但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直到审查员终于向她表白,她由于害羞直接夺门而逃,而审查员以为自己被拒绝了……
也许你已经猜到,这位审查员,就是译者的未来老公,彭柏山,而他,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了,这里不做展开。
他们俩是在1941年十一月结婚的,婚后生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彭小莲在回忆录《他们的故事》中记录了这个简短的爱情故事。彭小莲本人一生未婚未育。有机会在11月来临之际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也许有一些冥冥中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