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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雨中我们相爱
文/Timo
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爱是必需品，但每个人至少需要有一种，亲情，爱情或友情，支持自己走过曲折又漫长的人生。离开一个地方是因为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时空被仇恨扭曲成胸口奔腾的气流。不管我曾如何被这里打动，心生或许可以扎根于此的念头。那股离开的力量与远方的召唤生猛地相互拉扯，引发了内爆，让我不得不相信，相信出发是有所得的，相信眼前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是不值得留恋的，我无法守着荒芜贫瘠的枯草地去等一个未被承诺的春天。
三年前我离开了巴塞罗那，拖着一具被愤怒填满即将窒息的躯体。离开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一个可以不被干扰去审视一切关系的安全距离。从小到大，我总在搬家的旅途中，被迫的变成了主动的，内化的。我写着游牧，乡愁和家的意义。从诺瓦利斯谈到马克费舍。我曾在文章里写，回家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受伤后，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联系。
很多时候我很清楚应该怎样做，却偏偏做出了相反的举动。我知道如何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却偏偏跟人针锋相对。我知道学校里的官僚和人脉圈子，只需套用从小到大父母舅舅舅妈教我的那些礼仪，忍一忍闲言碎语，就可以轻松获得好名声，却偏偏置身事外，哪怕被人调侃我怎么谁都不建立联系。我知道人性的平庸之恶却往唾沫里钻。我知道一切都是利益，一笑了之可以维系平衡，却仿佛自己是无所求的富二代，鲁莽又大胆地破坏了有毒的关系，这其实就等于，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关系，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人”，没有人不爱利益。我就是这么固执地，以一种半拒绝半否定的方式建立与世界的联系。
我曾试图建立与巴塞罗那的联系，可是这一过程似乎在将我前27年的人生重新体验一遍，只不过换了一种语言，一套行为规范。我不是来体验这个的，我告诉自己。我为何一再忍耐？审视的距离让我头脑逐渐清醒，让我埋藏多年的恨意逐渐从身体深处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浮现。正因为我习惯了家暴，习惯了别人对我拳脚相向，习惯了被边缘化被无视，习惯了一笑泯恩仇，所以才让现在的我如此没有边界感。被人喜爱是有代价的，有时是谁都敢上来踩一脚的代价。
当我陷入自怜的困境时，我又会想起自己的战斗史和朋友们对我的评价，“你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你跟我们不同，自我很强”。我到底是谁？是自强的，还是自毁的？是逆来顺受的，还是揭竿而起的？自怜的时候我不符合强者叙事，被人嘲笑我不懂重建，自强时我不符合反优绩主义叙事，被人嘲笑我听不见远方的哭声，让我看看下面的人，说我追逐的没有意义。立场这个词真可笑，这些人都没有观点，似乎也没什么经历，所以只能玩立场。
我想自强和自怜这两个我同时存在于体内，自卑的，自负的，笼罩在原生家庭的阴影下的，站在聚光灯下大声控诉，召集行动的。我曾以为自己是早熟的，可当许多个曾经的我成为了我的朋友，他们羡慕我的勇气，将我当做依靠，他们的脆弱，无能为力，愤世嫉俗，咬牙切齿却令我不堪重负。他们将那个自卑的我暴露在了公众视线下，刺痛着我努力掩饰的不堪。我们其实别无两样，我只是没他们勇敢，让自己直面深渊。真的存在绝对的早熟吗？如果不存在解构主义，又哪来的后结构主义？如果不等科技飞速旋转的齿轮分崩离析，又哪来人文精神的回归？如果不存在互联网上持续的关于性别，代际，劳工问题的争吵，又哪来的重构与改造？我只是物理上比同龄人提前经历了更多，实际上，在20岁出头的年纪，我并不能将自己纳入更大的框架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我或许一直在逃避面对真实的自我，这个阶段是无法跳过的。我只是年少轻狂，恃才傲物。经历的多，所以认为这天然赋予了骄傲的资本。这份骄傲是才气的必需品，也是炸毁才气的火药。
离开巴塞罗那搬到马德里，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锋叛逆的巴塞拉高了我对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期待，直至多年后回看才明白其独特和唯一。马德里人颇有德语区的严肃古板。我好不容易重塑的“自由”瞬间失效，这让我感到挫败不堪。我开始看不起马德里人，开始痛恨我的选择。我不是来体验这个的，我再一次对自己重申这个论点。我为什么要搬到这里？仅仅是为了探索西班牙不同地区文化这一可笑理由？权力在不同世界里不过是换种样貌呈现出来，而游牧的人需要不断习得各种文化礼节来回应规训。相比于困在一种规训中，牧民需要适应不同地方的规训，看到权力模式在全世界范围的复制生长是一种更窒息的体验。对规训的不满和对行动局限的无能为力感达到了顶峰。在被盗刷光银行卡所有的钱，得到的只是母亲一如既往的不顾我任何脸面，在我室友在身旁的情况下还要大声打电话质问和羞辱后，我微信打出“父母是无法选择的，但是真正的爱人和朋友是可以选择的”，我断亲了，至今没有再给母亲发过一次消息。我在中餐厅跑堂的经历体会到了什么是昨日重现，什么是跨越边界的社区，原来这跨越社区背后的暴力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昨日重现。我的自卑和自强同时显现，理智的大脑和愤怒的情绪同时运作。我得赚到钱付房租，这里包一日两餐，现在的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些嘶吼，“快”文化，“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老生常谈让我头晕目眩，仿佛掉进了时空隧道，这一切我又要重新来过。
时空隧道的万有引力实在太过强烈，或者说过去27年里无数个日日夜夜与体内激流对抗的战争太过消耗，我惊恐发作了。23年底到24年底，我几乎是在出租屋的床上度过的，当然在鼓起勇气出门，试图重建与环境的关系时，也去了不少地方。从不会下楼，到会下楼。从不会上厕所，到会上厕所。从头晕想吐，到好好吃饭。从不间断的濒死感，到尝试用趴着，灌热水袋，冷水敷手腕等方式缓解。从只敢出门五分钟，到敢走到湖边。从登不了高，到敢过人行天桥。从坐不了交通工具，到敢做地铁公交。从在床上睡到昏天地暗，到去马德里近郊火车可达的小村庄旅行。一直到26年的今天，我仍偶有复发，但我学会了共存。这一重建过程实属不易，我在许多文章里都写过身体的秘密，只要想自救，就聆听身体，它很聪明。正因为我想自救，所以我成功重建了与身体的关系，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方法和彭凯平在播客里提到的一模一样。在功绩社会里，人们谈论身体总是想到健康，这是一个肤浅的想法。“别上班了，身体重要！”不如去练瑜伽吧，打八段锦吧，于是又成了文化消费的傀儡。你如果要对抗绩效的规训，就不该规训自己的身体，时刻监控来上报数据，来监测自己是否明天还能起床做一个合格的螺丝钉而不是变成了一只甲虫。
身体和头脑就像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都具有独立地位。身体追逐幸福，而不是追逐健康。如果你幸福，大概率很健康，即便不健康也没什么，你会觉得这辈子很值得。每天不开心，全身都是炎症。甲沟炎，尿道炎，痤疮，湿疹，牙周炎，抑郁焦虑也是神经发炎的表现……这些我统统都有，而且是长年老伙伴了。
我的身体想要追逐幸福，追逐巴塞罗那的激情，创造力，哪怕它还记得那些伤害。可如今，我已经能够将自己纳入更大的框架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了，所以我不害怕了。想将坏人狂扁一顿，绳之以法的心思没有消失，但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且让我幸福。思考清楚这一层的意义就在于，减少不必要的内耗。
虽然我不想用年龄来说事，可是想起扯着嗓子大叫“你不知道我那个学长，要求特别严格，我想去英国，他一定要我来巴塞读这个两年制的研究生”的女生我就想笑，想到别人夸我的铅笔有意思，她立刻掏出一个堆满娃娃的抽纸盒来显示自己很有品味，在星巴克里买了个made in China的杯子，还洋洋得意地讥讽别人都是“心穷”。连机器吞了她硬币都黑脸摆谱，我帮她问财务处要了回来她觉得理所应当还不情不愿，因为这显得她很没能力，却天天把“我去过西藏做人类学调研，我深知人性的毛病”挂嘴上。想到她说在本科寝室如何发疯，导致所有室友都害怕她，她又如何在我与其他两个室友以及另一个朋友之间挑拨离间。想到另外两个室友是一对情侣，也是学建筑的，天天在家里用脏话吵架摔东西。几个人都喜欢跺脚走路，仿佛不凶就没有存在感。我一回家就精神紧绷。厕所都是我刷，刷完第二天马桶里就有污渍，地上也全是灰尘和头发。想到有一天我为了打扫厕所，可能没把水拖干净，情侣里的那个又高又胖的男生进去后大骂着“操你妈了个狗卖逼，臭傻逼，哪个傻叼干的”。想到那个女生莫名其妙把浴室里的头发叠成一块抹布粘在水龙头上。想到我妈天天拿俞敏洪的例子教我“吃亏是福”。想到疫情期间，这个女生先是把我微信删了，又从另两个室友口中得知我感冒了，在有房东的群里骂我，说我不通知她我阳了。想到我搬去了学生公寓，因为心里愧疚是我拉那对情侣一起租房的，所以两边同时付钱，就这样过了半年多直到那个女生搬走。这既是对自己的补偿，也是对我妈的“忍耐教育”的报复。她走的时候，房东说她没打扫房间，她给那对情侣打钱让他们扫。
想到在Grindr上给我发中文语音消息“王八蛋”再把我拉黑的西班牙青少年，想到Grindr 上把我骗去楼下又拉黑我的时间管理大师/心理变态们。想到经历过的隐形的种族歧视，冷暴力，边缘化行为，想到装聋作哑装无辜，弱者对更弱者施暴的西班牙人和一些移民。想到前27年的所有奇怪的，又很合理的，幼稚的，自私的，日日夜夜折磨我身心的，令人无语的人和事。这些我都写进了非虚构作品《走出红砖房》。
我似乎将所有都纳入了更大框架去理解了。父权的魔掌和其爪牙如何挥着鞭子驱赶被剥夺情感的身体。反殖民如何催生了民族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如何遇冷，如何变成了圈地的攻击。暴力与权力的框架如何在缝隙中生长，复制在不同共同体中，“你可以是gay，但不要看起来太gay”就是一句铁证。我是如何按照父权可以理解的方式被归纳进层层叠叠的系统，又是如何被排斥的。我只是一个节点，在不同系统里占有不同的位置。之所以我既会自卑，又会自负，既能行动，又感到无能为力，就是因为我是层层叠叠关系网中的灵活节点。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我是组织者和表演者，所以我能行动，在出租房的合租困境里，我是父权/异性恋霸权的下位者，我无法以少敌多。在国内我是集体主义的异见者，我熟知我们的文化和语言，建立起了自己的护城河和面对暴力的软着陆方式，收获了自己的拥护者。在国外我是地缘冷战的工具，我被简化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里无差别的一员。无论我先锋，开放还是博览群书，我都是自闭的，胆小的，没有意见的，逆来顺受的，可随意操控的，说什么观点都落后于欧洲的中国人。
我还是愤怒的，我的输出还没有被看见，但我自负地认为自己值得更多目光和赞赏，并且有能力推动些什么。我只是减少了内耗，“那人家为什么歧视你呢”，“那人家为什么就欺负你呢”，“那人家为什么要说你不好呢”。好可笑，跟父权自证就像被遛狗一样，一如跟欧洲人自证就像被遛狗一样。还有什么好自我怀疑的？还不够全面？还不够透彻？还不够接地气？当然，还需要保持谦逊。这31年体会到的人性的恶是一件宝贵的财富，是我创作的动力，我不需要听更多嘈杂的声音了，这不是曲高和寡，我应该有自信，且完全有底气对质疑的人大声说一句“放屁”。
三年后，我回巴塞罗那过圣梅尔塞节。广场上的叠人塔让我看到了共同体的多种形态。从下到上年龄逐渐递减。人们托举新生代不断超越，我现在已经是站在中间的中坚力量了。我拥有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智识吗？我能够为更年轻的群体传道授业解惑了吗？我想三人行必有我师，就像《绝望写手》的主题，不同代际的对话促进了女性内部的交流，共同探讨女性主义的出路。三人里的老师，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我愿意持续对话，保持年轻的心态，一直更新自我。巴塞罗那的民族主义有很大局限性，这是历史的产物，正如所有共同体的形成，但这不妨碍我欣赏这里的创造力。穿梭在不同共同体间，我感受着张力，抵抗着引力，用好奇燃烧动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有爱，所以我的身体感受到了幸福之力。
故地重游是缓慢的归乡，我与世界重建关系的过程毫无疑问是缓慢的。从惊恐发作到能够出门，正常生活，我走出了第一步。能够面对历史，面对曾经的满目疮痍之地，在这里继续自己的故事是第二步。
圣梅尔塞节的过往怪兽喷火模型在历史博物馆展出，我看到了三年前在街上追我的那只。这里在1927年还是个菜市场，一百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呢？大概是场百年孤寂吧，那时的人们依旧会唱着“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三年前我和巴塞的女性好友在一起过节，就是我前文提到的，在她身上看到了深陷仇恨，无能为力的自己的人。在经历了惊恐这一死而复生的重建过程后，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每次都难以出门，为什么每次聚会都能迟到一小时以上，为什么目光呆滞，为什么情绪麻木，为什么愤世嫉俗，为什么没有精力，为什么明明很想改变却迈不出步伐，为什么把我当成了吸食精力的宿主，我偶尔能感到她对绑架我消耗我的愧疚，又能感到她似乎走出了一点阴霾，却又被更大的力量吸了回去。是她，让我决定将博士研究课题定为摆烂躺平，我想要为父权，优绩，地缘竞争齿轮碾压下的情绪崩溃者发声。
每当我感到幸福，我就流泪。当节日的氛围达到顶点时，我想到她，也会想到曾经和好友们相聚的日子。我和很多人都走丢过，但是命运总会将相似的人还给我。我跟一位中文写作工作坊的主理人说，“你很像我姐姐”。我在巴塞的这位女性好友很像本科时一位朋友。走丢不代表他们是本质上被我敌对的坏人，人都有局限性，或许多年后我遇见过的那些人会为自己的“爹味”感到愧疚，对自己占据的位置有了意识，对无能为力有了结构性认知，对行动有了希望，对不行动有了包容心，对社会福利有了支持的意愿。
怪兽喷火和火跑是圣梅尔塞节的高潮。在拥挤的大街上，在漫天火雨里，我听到了加沙的炮火声。以色列采用了“爸爸去哪儿”AI系统定向扫射，工业化屠杀加沙地带的居民。在《投喂AI》一书中，作者将其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AI战争。游客们被朝着人群喷火的行为吓得连连退散，火雨大道四处喷发着精彩的故事。我已经不再那么惊讶，却仍被鼓队的节奏与力量感染，跟随鼓点舞动身体。有一种连接是身体性的，身体之力相互传递，激情，快乐，兴奋，人们通过空气中的热度连接，通过音乐连接。
上海作为巴塞罗那的友好城市和今年圣梅尔塞节的主宾城市受邀表演无人机秀，演出采用了红线+上帝之手的中西结合理念，展现了一系列代表性动画人物，动植物，食物和地标建筑。当上帝之手被红线串联起来，中间显示着巴塞罗那和上海的字样，人群发出惊呼。艺术同样可以跨越边界，共同体是用来超越的。我们不该从一种教条的本质主义的普遍框架出发，去排列组合（规训）出个性，而应该从个性出发，在不断的交互中，找到那个或许存在的神秘的普遍性。
回巴塞过节，对我而言是归乡。我在巴塞罗那的中文书店买了本《世界的一日》，其中一位法国作家写的正是回家这个主题，和我之前一篇散文的结构非常相似。她说“It’s not that I came home.It’s that I became home.”长时间以来，我也混淆了家和根，我的童年，我的红砖房是我的根，曾经的巴塞罗那也是，而我自己就是家。还记得前文里那位奇葩的女性室友吗？有一次谈话时，我说“我要回家了”，但是之前我们嘲笑过自己住的街区像是巴基斯坦，她轻蔑一笑，“你管这个叫家啊？！”是的，我管这个叫家。我和这位法国女作家产生了遥远的共鸣。家就是我，我就是家，它不需要固定地点，我在的地方一定生机盎然。不管我曾遇到过多么没有文艺细胞的室友，他们多么刻板印象，没有文化素养，爹味，脏兮兮，把家里弄的满地狗毛，我的房间永远春色满园。如果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我能遇到的室友永远就是这样了，在我还没能力租一整套我心怡的房子的时候，我有能力将我的附近改造成我的家。法国女作家写，她的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她想让所有人做自己。基于我合租（换了七次房子）的经验，这很难，我时常觉得我的房子本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空间，一个文艺青年招待所，一个深夜食堂/影院，可是我总是错过些机会（在我可以租的时候，我还困在原生家庭阴影里，逼自己省钱和忍耐，在我穷困潦倒又没有银行卡的时候我只能寄人篱下），遇到些不可理喻的人，我没有办法一次又一次去跟认知差异巨大的人做毫无意义的斗争，但我有爱的能力与勇气。打开我的房门，你就能闻到春天。我欢迎真诚的人，在我面前做自己。
似乎是为了验证我对家的定义，我回巴塞的这几天没有订酒店。前三天我在gay sauna里睡觉，第四天在gay club里度过了一夜，遇到了一个彼此吸引很好的男人。最后一天，我先在海滩看烟花试图躺在那里，实在太冷，我又找到了一处车流量较大的街头广场，有很多人睡在躺椅上，还有两人盖着毯子撑了把伞。广场也冷，椅子太硬我很不舒服，我走到了法国车站，在软椅上坐着睡着了。
24小时桑拿有点像无家可归的基佬收容所。三楼空调开得很足，第一晚我没有经验，光着身子睡结果冻醒了。后面两晚我一次在二楼睡的（但是这层可以吸烟味道太冲），一次在三楼逛了很久才抢到一间空隔间。在这里不用付离谱的城市税，节假日24欧，平日17欧，可以一直待到上午10点。24小时热水，吧台可以点酒，直播的性爱现场，轮流上阵的男人们。我的身体是不同男人的中转站，曾给过很多男人家的感觉，他们也给过我。我希望他们快乐，在高潮的那一刻不计后果，不需要遮掩什么。第四晚我在men factory里遇到了Manuel，我们在接近凌晨六点关门的时候，堵在了更衣室的柜子前拥吻。我们难舍难分。他来自Tenerife，我说他有着莎士比亚推崇的Malvasía酒的香气，他的眼睛像大海，却有一层迷雾的灰。周围不满的男同性恋们聚集起来，一位有些抓马的拿起旁边的珠帘抽我的胳膊和大腿，试图攻击我勃起的阴茎让我冷静，也抽了下Manuel的大腿。我们笑着说抱歉。我们牵手走到了两公里外他停车的地方，在车里做爱，接吻，小憩，等待天亮。“外面好像有点下雨”，Manuel说。嗯，巴塞罗那在下雨。该走了，去哪呢？跟他回Girona吗？那还挺远的。什么都不管，直接上路吧。车子行驶在日出的棕榈大道上，粉色的天，高耸的山，蓝色的海，自由的气息，巴塞罗那令我着迷，这个男人令我着迷。Manuel最终将我停在了海滩旁，我们留了联系方式，约定11月在Tenerife见，他有个房子做民宿。
我在清晨的海边睡着，又被日光晒醒，别看入秋了，高纬度地区的太阳还是将我晒伤了，回马德里后背疼了好几天。在中午我下海游泳，浅滩里有小鲫鱼大小的，浅黑色的和银蓝色的大眼睛小鱼，我穿着内裤游泳，尿了泡尿。上岸后洗了个冷水澡，觉得自己很健康，进而觉得自己很性感。没有固定住所好像也没什么关系，我四晚都洗了澡，且带够了换洗的衣服，不过今日被海水浸湿的头发有些打结。无所谓，我可以戴帽子。
中秋可以在巴塞罗那度过，团圆可以有另一种形式。上海将中秋的元素带了过来，在北站广场有机器人和孩子们一起跳舞，有专业的舞蹈团表演，海边有马戏团演出，其余地点有中国的弦乐团和流行乐队演出。去中心化是巴塞的特色，也是让其成为流动画卷的秘方。中秋可以不止被中国人庆祝，文化会走向融合，团圆可以在游牧中实现，重逢，相聚，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小桥的旁边，有一道弯弯的月亮。看，他在，他们都在，在天上吃月饼。弯弯的月亮下面，是我所有的过往。我的爱，我的恨，我的性，我的病，我的无知，我的懵懂，我的愤怒，我的抗争，我的和解，我的原谅，我的成长，我的告别……
月亮最圆之时，巴塞罗那为我下了场爱的火雨。
写于cardo y olivo咖啡馆,Madrid,19:10pm
文/Timo
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爱是必需品，但每个人至少需要有一种，亲情，爱情或友情，支持自己走过曲折又漫长的人生。离开一个地方是因为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时空被仇恨扭曲成胸口奔腾的气流。不管我曾如何被这里打动，心生或许可以扎根于此的念头。那股离开的力量与远方的召唤生猛地相互拉扯，引发了内爆，让我不得不相信，相信出发是有所得的，相信眼前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是不值得留恋的，我无法守着荒芜贫瘠的枯草地去等一个未被承诺的春天。
三年前我离开了巴塞罗那，拖着一具被愤怒填满即将窒息的躯体。离开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一个可以不被干扰去审视一切关系的安全距离。从小到大，我总在搬家的旅途中，被迫的变成了主动的，内化的。我写着游牧，乡愁和家的意义。从诺瓦利斯谈到马克费舍。我曾在文章里写，回家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受伤后，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联系。
很多时候我很清楚应该怎样做，却偏偏做出了相反的举动。我知道如何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却偏偏跟人针锋相对。我知道学校里的官僚和人脉圈子，只需套用从小到大父母舅舅舅妈教我的那些礼仪，忍一忍闲言碎语，就可以轻松获得好名声，却偏偏置身事外，哪怕被人调侃我怎么谁都不建立联系。我知道人性的平庸之恶却往唾沫里钻。我知道一切都是利益，一笑了之可以维系平衡，却仿佛自己是无所求的富二代，鲁莽又大胆地破坏了有毒的关系，这其实就等于，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关系，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人”，没有人不爱利益。我就是这么固执地，以一种半拒绝半否定的方式建立与世界的联系。
我曾试图建立与巴塞罗那的联系，可是这一过程似乎在将我前27年的人生重新体验一遍，只不过换了一种语言，一套行为规范。我不是来体验这个的，我告诉自己。我为何一再忍耐？审视的距离让我头脑逐渐清醒，让我埋藏多年的恨意逐渐从身体深处某个看不见的角落浮现。正因为我习惯了家暴，习惯了别人对我拳脚相向，习惯了被边缘化被无视，习惯了一笑泯恩仇，所以才让现在的我如此没有边界感。被人喜爱是有代价的，有时是谁都敢上来踩一脚的代价。
当我陷入自怜的困境时，我又会想起自己的战斗史和朋友们对我的评价，“你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你跟我们不同，自我很强”。我到底是谁？是自强的，还是自毁的？是逆来顺受的，还是揭竿而起的？自怜的时候我不符合强者叙事，被人嘲笑我不懂重建，自强时我不符合反优绩主义叙事，被人嘲笑我听不见远方的哭声，让我看看下面的人，说我追逐的没有意义。立场这个词真可笑，这些人都没有观点，似乎也没什么经历，所以只能玩立场。
我想自强和自怜这两个我同时存在于体内，自卑的，自负的，笼罩在原生家庭的阴影下的，站在聚光灯下大声控诉，召集行动的。我曾以为自己是早熟的，可当许多个曾经的我成为了我的朋友，他们羡慕我的勇气，将我当做依靠，他们的脆弱，无能为力，愤世嫉俗，咬牙切齿却令我不堪重负。他们将那个自卑的我暴露在了公众视线下，刺痛着我努力掩饰的不堪。我们其实别无两样，我只是没他们勇敢，让自己直面深渊。真的存在绝对的早熟吗？如果不存在解构主义，又哪来的后结构主义？如果不等科技飞速旋转的齿轮分崩离析，又哪来人文精神的回归？如果不存在互联网上持续的关于性别，代际，劳工问题的争吵，又哪来的重构与改造？我只是物理上比同龄人提前经历了更多，实际上，在20岁出头的年纪，我并不能将自己纳入更大的框架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我或许一直在逃避面对真实的自我，这个阶段是无法跳过的。我只是年少轻狂，恃才傲物。经历的多，所以认为这天然赋予了骄傲的资本。这份骄傲是才气的必需品，也是炸毁才气的火药。
离开巴塞罗那搬到马德里，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锋叛逆的巴塞拉高了我对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期待，直至多年后回看才明白其独特和唯一。马德里人颇有德语区的严肃古板。我好不容易重塑的“自由”瞬间失效，这让我感到挫败不堪。我开始看不起马德里人，开始痛恨我的选择。我不是来体验这个的，我再一次对自己重申这个论点。我为什么要搬到这里？仅仅是为了探索西班牙不同地区文化这一可笑理由？权力在不同世界里不过是换种样貌呈现出来，而游牧的人需要不断习得各种文化礼节来回应规训。相比于困在一种规训中，牧民需要适应不同地方的规训，看到权力模式在全世界范围的复制生长是一种更窒息的体验。对规训的不满和对行动局限的无能为力感达到了顶峰。在被盗刷光银行卡所有的钱，得到的只是母亲一如既往的不顾我任何脸面，在我室友在身旁的情况下还要大声打电话质问和羞辱后，我微信打出“父母是无法选择的，但是真正的爱人和朋友是可以选择的”，我断亲了，至今没有再给母亲发过一次消息。我在中餐厅跑堂的经历体会到了什么是昨日重现，什么是跨越边界的社区，原来这跨越社区背后的暴力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昨日重现。我的自卑和自强同时显现，理智的大脑和愤怒的情绪同时运作。我得赚到钱付房租，这里包一日两餐，现在的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些嘶吼，“快”文化，“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老生常谈让我头晕目眩，仿佛掉进了时空隧道，这一切我又要重新来过。
时空隧道的万有引力实在太过强烈，或者说过去27年里无数个日日夜夜与体内激流对抗的战争太过消耗，我惊恐发作了。23年底到24年底，我几乎是在出租屋的床上度过的，当然在鼓起勇气出门，试图重建与环境的关系时，也去了不少地方。从不会下楼，到会下楼。从不会上厕所，到会上厕所。从头晕想吐，到好好吃饭。从不间断的濒死感，到尝试用趴着，灌热水袋，冷水敷手腕等方式缓解。从只敢出门五分钟，到敢走到湖边。从登不了高，到敢过人行天桥。从坐不了交通工具，到敢做地铁公交。从在床上睡到昏天地暗，到去马德里近郊火车可达的小村庄旅行。一直到26年的今天，我仍偶有复发，但我学会了共存。这一重建过程实属不易，我在许多文章里都写过身体的秘密，只要想自救，就聆听身体，它很聪明。正因为我想自救，所以我成功重建了与身体的关系，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方法和彭凯平在播客里提到的一模一样。在功绩社会里，人们谈论身体总是想到健康，这是一个肤浅的想法。“别上班了，身体重要！”不如去练瑜伽吧，打八段锦吧，于是又成了文化消费的傀儡。你如果要对抗绩效的规训，就不该规训自己的身体，时刻监控来上报数据，来监测自己是否明天还能起床做一个合格的螺丝钉而不是变成了一只甲虫。
身体和头脑就像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都具有独立地位。身体追逐幸福，而不是追逐健康。如果你幸福，大概率很健康，即便不健康也没什么，你会觉得这辈子很值得。每天不开心，全身都是炎症。甲沟炎，尿道炎，痤疮，湿疹，牙周炎，抑郁焦虑也是神经发炎的表现……这些我统统都有，而且是长年老伙伴了。
我的身体想要追逐幸福，追逐巴塞罗那的激情，创造力，哪怕它还记得那些伤害。可如今，我已经能够将自己纳入更大的框架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了，所以我不害怕了。想将坏人狂扁一顿，绳之以法的心思没有消失，但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且让我幸福。思考清楚这一层的意义就在于，减少不必要的内耗。
虽然我不想用年龄来说事，可是想起扯着嗓子大叫“你不知道我那个学长，要求特别严格，我想去英国，他一定要我来巴塞读这个两年制的研究生”的女生我就想笑，想到别人夸我的铅笔有意思，她立刻掏出一个堆满娃娃的抽纸盒来显示自己很有品味，在星巴克里买了个made in China的杯子，还洋洋得意地讥讽别人都是“心穷”。连机器吞了她硬币都黑脸摆谱，我帮她问财务处要了回来她觉得理所应当还不情不愿，因为这显得她很没能力，却天天把“我去过西藏做人类学调研，我深知人性的毛病”挂嘴上。想到她说在本科寝室如何发疯，导致所有室友都害怕她，她又如何在我与其他两个室友以及另一个朋友之间挑拨离间。想到另外两个室友是一对情侣，也是学建筑的，天天在家里用脏话吵架摔东西。几个人都喜欢跺脚走路，仿佛不凶就没有存在感。我一回家就精神紧绷。厕所都是我刷，刷完第二天马桶里就有污渍，地上也全是灰尘和头发。想到有一天我为了打扫厕所，可能没把水拖干净，情侣里的那个又高又胖的男生进去后大骂着“操你妈了个狗卖逼，臭傻逼，哪个傻叼干的”。想到那个女生莫名其妙把浴室里的头发叠成一块抹布粘在水龙头上。想到我妈天天拿俞敏洪的例子教我“吃亏是福”。想到疫情期间，这个女生先是把我微信删了，又从另两个室友口中得知我感冒了，在有房东的群里骂我，说我不通知她我阳了。想到我搬去了学生公寓，因为心里愧疚是我拉那对情侣一起租房的，所以两边同时付钱，就这样过了半年多直到那个女生搬走。这既是对自己的补偿，也是对我妈的“忍耐教育”的报复。她走的时候，房东说她没打扫房间，她给那对情侣打钱让他们扫。
想到在Grindr上给我发中文语音消息“王八蛋”再把我拉黑的西班牙青少年，想到Grindr 上把我骗去楼下又拉黑我的时间管理大师/心理变态们。想到经历过的隐形的种族歧视，冷暴力，边缘化行为，想到装聋作哑装无辜，弱者对更弱者施暴的西班牙人和一些移民。想到前27年的所有奇怪的，又很合理的，幼稚的，自私的，日日夜夜折磨我身心的，令人无语的人和事。这些我都写进了非虚构作品《走出红砖房》。
我似乎将所有都纳入了更大框架去理解了。父权的魔掌和其爪牙如何挥着鞭子驱赶被剥夺情感的身体。反殖民如何催生了民族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如何遇冷，如何变成了圈地的攻击。暴力与权力的框架如何在缝隙中生长，复制在不同共同体中，“你可以是gay，但不要看起来太gay”就是一句铁证。我是如何按照父权可以理解的方式被归纳进层层叠叠的系统，又是如何被排斥的。我只是一个节点，在不同系统里占有不同的位置。之所以我既会自卑，又会自负，既能行动，又感到无能为力，就是因为我是层层叠叠关系网中的灵活节点。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我是组织者和表演者，所以我能行动，在出租房的合租困境里，我是父权/异性恋霸权的下位者，我无法以少敌多。在国内我是集体主义的异见者，我熟知我们的文化和语言，建立起了自己的护城河和面对暴力的软着陆方式，收获了自己的拥护者。在国外我是地缘冷战的工具，我被简化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里无差别的一员。无论我先锋，开放还是博览群书，我都是自闭的，胆小的，没有意见的，逆来顺受的，可随意操控的，说什么观点都落后于欧洲的中国人。
我还是愤怒的，我的输出还没有被看见，但我自负地认为自己值得更多目光和赞赏，并且有能力推动些什么。我只是减少了内耗，“那人家为什么歧视你呢”，“那人家为什么就欺负你呢”，“那人家为什么要说你不好呢”。好可笑，跟父权自证就像被遛狗一样，一如跟欧洲人自证就像被遛狗一样。还有什么好自我怀疑的？还不够全面？还不够透彻？还不够接地气？当然，还需要保持谦逊。这31年体会到的人性的恶是一件宝贵的财富，是我创作的动力，我不需要听更多嘈杂的声音了，这不是曲高和寡，我应该有自信，且完全有底气对质疑的人大声说一句“放屁”。
三年后，我回巴塞罗那过圣梅尔塞节。广场上的叠人塔让我看到了共同体的多种形态。从下到上年龄逐渐递减。人们托举新生代不断超越，我现在已经是站在中间的中坚力量了。我拥有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智识吗？我能够为更年轻的群体传道授业解惑了吗？我想三人行必有我师，就像《绝望写手》的主题，不同代际的对话促进了女性内部的交流，共同探讨女性主义的出路。三人里的老师，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我愿意持续对话，保持年轻的心态，一直更新自我。巴塞罗那的民族主义有很大局限性，这是历史的产物，正如所有共同体的形成，但这不妨碍我欣赏这里的创造力。穿梭在不同共同体间，我感受着张力，抵抗着引力，用好奇燃烧动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有爱，所以我的身体感受到了幸福之力。
故地重游是缓慢的归乡，我与世界重建关系的过程毫无疑问是缓慢的。从惊恐发作到能够出门，正常生活，我走出了第一步。能够面对历史，面对曾经的满目疮痍之地，在这里继续自己的故事是第二步。
圣梅尔塞节的过往怪兽喷火模型在历史博物馆展出，我看到了三年前在街上追我的那只。这里在1927年还是个菜市场，一百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呢？大概是场百年孤寂吧，那时的人们依旧会唱着“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三年前我和巴塞的女性好友在一起过节，就是我前文提到的，在她身上看到了深陷仇恨，无能为力的自己的人。在经历了惊恐这一死而复生的重建过程后，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每次都难以出门，为什么每次聚会都能迟到一小时以上，为什么目光呆滞，为什么情绪麻木，为什么愤世嫉俗，为什么没有精力，为什么明明很想改变却迈不出步伐，为什么把我当成了吸食精力的宿主，我偶尔能感到她对绑架我消耗我的愧疚，又能感到她似乎走出了一点阴霾，却又被更大的力量吸了回去。是她，让我决定将博士研究课题定为摆烂躺平，我想要为父权，优绩，地缘竞争齿轮碾压下的情绪崩溃者发声。
每当我感到幸福，我就流泪。当节日的氛围达到顶点时，我想到她，也会想到曾经和好友们相聚的日子。我和很多人都走丢过，但是命运总会将相似的人还给我。我跟一位中文写作工作坊的主理人说，“你很像我姐姐”。我在巴塞的这位女性好友很像本科时一位朋友。走丢不代表他们是本质上被我敌对的坏人，人都有局限性，或许多年后我遇见过的那些人会为自己的“爹味”感到愧疚，对自己占据的位置有了意识，对无能为力有了结构性认知，对行动有了希望，对不行动有了包容心，对社会福利有了支持的意愿。
怪兽喷火和火跑是圣梅尔塞节的高潮。在拥挤的大街上，在漫天火雨里，我听到了加沙的炮火声。以色列采用了“爸爸去哪儿”AI系统定向扫射，工业化屠杀加沙地带的居民。在《投喂AI》一书中，作者将其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AI战争。游客们被朝着人群喷火的行为吓得连连退散，火雨大道四处喷发着精彩的故事。我已经不再那么惊讶，却仍被鼓队的节奏与力量感染，跟随鼓点舞动身体。有一种连接是身体性的，身体之力相互传递，激情，快乐，兴奋，人们通过空气中的热度连接，通过音乐连接。
上海作为巴塞罗那的友好城市和今年圣梅尔塞节的主宾城市受邀表演无人机秀，演出采用了红线+上帝之手的中西结合理念，展现了一系列代表性动画人物，动植物，食物和地标建筑。当上帝之手被红线串联起来，中间显示着巴塞罗那和上海的字样，人群发出惊呼。艺术同样可以跨越边界，共同体是用来超越的。我们不该从一种教条的本质主义的普遍框架出发，去排列组合（规训）出个性，而应该从个性出发，在不断的交互中，找到那个或许存在的神秘的普遍性。
回巴塞过节，对我而言是归乡。我在巴塞罗那的中文书店买了本《世界的一日》，其中一位法国作家写的正是回家这个主题，和我之前一篇散文的结构非常相似。她说“It’s not that I came home.It’s that I became home.”长时间以来，我也混淆了家和根，我的童年，我的红砖房是我的根，曾经的巴塞罗那也是，而我自己就是家。还记得前文里那位奇葩的女性室友吗？有一次谈话时，我说“我要回家了”，但是之前我们嘲笑过自己住的街区像是巴基斯坦，她轻蔑一笑，“你管这个叫家啊？！”是的，我管这个叫家。我和这位法国女作家产生了遥远的共鸣。家就是我，我就是家，它不需要固定地点，我在的地方一定生机盎然。不管我曾遇到过多么没有文艺细胞的室友，他们多么刻板印象，没有文化素养，爹味，脏兮兮，把家里弄的满地狗毛，我的房间永远春色满园。如果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我能遇到的室友永远就是这样了，在我还没能力租一整套我心怡的房子的时候，我有能力将我的附近改造成我的家。法国女作家写，她的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她想让所有人做自己。基于我合租（换了七次房子）的经验，这很难，我时常觉得我的房子本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空间，一个文艺青年招待所，一个深夜食堂/影院，可是我总是错过些机会（在我可以租的时候，我还困在原生家庭阴影里，逼自己省钱和忍耐，在我穷困潦倒又没有银行卡的时候我只能寄人篱下），遇到些不可理喻的人，我没有办法一次又一次去跟认知差异巨大的人做毫无意义的斗争，但我有爱的能力与勇气。打开我的房门，你就能闻到春天。我欢迎真诚的人，在我面前做自己。
似乎是为了验证我对家的定义，我回巴塞的这几天没有订酒店。前三天我在gay sauna里睡觉，第四天在gay club里度过了一夜，遇到了一个彼此吸引很好的男人。最后一天，我先在海滩看烟花试图躺在那里，实在太冷，我又找到了一处车流量较大的街头广场，有很多人睡在躺椅上，还有两人盖着毯子撑了把伞。广场也冷，椅子太硬我很不舒服，我走到了法国车站，在软椅上坐着睡着了。
24小时桑拿有点像无家可归的基佬收容所。三楼空调开得很足，第一晚我没有经验，光着身子睡结果冻醒了。后面两晚我一次在二楼睡的（但是这层可以吸烟味道太冲），一次在三楼逛了很久才抢到一间空隔间。在这里不用付离谱的城市税，节假日24欧，平日17欧，可以一直待到上午10点。24小时热水，吧台可以点酒，直播的性爱现场，轮流上阵的男人们。我的身体是不同男人的中转站，曾给过很多男人家的感觉，他们也给过我。我希望他们快乐，在高潮的那一刻不计后果，不需要遮掩什么。第四晚我在men factory里遇到了Manuel，我们在接近凌晨六点关门的时候，堵在了更衣室的柜子前拥吻。我们难舍难分。他来自Tenerife，我说他有着莎士比亚推崇的Malvasía酒的香气，他的眼睛像大海，却有一层迷雾的灰。周围不满的男同性恋们聚集起来，一位有些抓马的拿起旁边的珠帘抽我的胳膊和大腿，试图攻击我勃起的阴茎让我冷静，也抽了下Manuel的大腿。我们笑着说抱歉。我们牵手走到了两公里外他停车的地方，在车里做爱，接吻，小憩，等待天亮。“外面好像有点下雨”，Manuel说。嗯，巴塞罗那在下雨。该走了，去哪呢？跟他回Girona吗？那还挺远的。什么都不管，直接上路吧。车子行驶在日出的棕榈大道上，粉色的天，高耸的山，蓝色的海，自由的气息，巴塞罗那令我着迷，这个男人令我着迷。Manuel最终将我停在了海滩旁，我们留了联系方式，约定11月在Tenerife见，他有个房子做民宿。
我在清晨的海边睡着，又被日光晒醒，别看入秋了，高纬度地区的太阳还是将我晒伤了，回马德里后背疼了好几天。在中午我下海游泳，浅滩里有小鲫鱼大小的，浅黑色的和银蓝色的大眼睛小鱼，我穿着内裤游泳，尿了泡尿。上岸后洗了个冷水澡，觉得自己很健康，进而觉得自己很性感。没有固定住所好像也没什么关系，我四晚都洗了澡，且带够了换洗的衣服，不过今日被海水浸湿的头发有些打结。无所谓，我可以戴帽子。
中秋可以在巴塞罗那度过，团圆可以有另一种形式。上海将中秋的元素带了过来，在北站广场有机器人和孩子们一起跳舞，有专业的舞蹈团表演，海边有马戏团演出，其余地点有中国的弦乐团和流行乐队演出。去中心化是巴塞的特色，也是让其成为流动画卷的秘方。中秋可以不止被中国人庆祝，文化会走向融合，团圆可以在游牧中实现，重逢，相聚，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小桥的旁边，有一道弯弯的月亮。看，他在，他们都在，在天上吃月饼。弯弯的月亮下面，是我所有的过往。我的爱，我的恨，我的性，我的病，我的无知，我的懵懂，我的愤怒，我的抗争，我的和解，我的原谅，我的成长，我的告别……
月亮最圆之时，巴塞罗那为我下了场爱的火雨。
写于cardo y olivo咖啡馆,Madrid,19: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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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要我在打一段文字的时候把开头的“我觉得”去掉，可是这三个字偏偏是我深思熟虑后加上去的。我没有被灌输的立场，只有实践出来的局限观点。所以我不会引用民族的，阶级的，国家的政治立场来宣扬自己绝对的权威性和正确性。我的观点形成的路径很唯一，有一套自己的论证体系和推导过程。我不会将其强加于人，并且每日在与世界的交互中不断更新，因此我的观点尽管局限，却很流动。我是无法完全被阐明的秘密，哪怕被剖开给世人也不必担心被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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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全家体制内的子女，我看到那些公子公主的反应并不是我们是一类人，而是我惊讶能力那么差脑子那么蠢，竟然还为自己拥有的感到那么足的配得感，纯纯封建诸侯的嘴脸，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啊这些人。我从小跟父母同事家小孩就完全玩不到一块去。在这个npd遍地爬的社会好像比的不是谁更有本事，而是谁更会装自己有本事，更不要脸，只要你有百分之二百的配得感就行。倒不是说我配得感低，而是我自尊更高，主体性更强，npd的主体性是极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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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和拉拉通常是最玩不到一起的两个群体，一个厌男，一个厌女，只不过被酷儿这个虚假的共同体身份绑到了一起。你要是能看到gay和拉拉玩的好，说明这几个人绝对值得你交往，绝对的开放包容有同理心，因为他们不搞立场，有自己的观点，知道就人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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