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点忙完午餐高峰,我溜达着去我们的姐妹餐厅想要吃点不一样的。厨师Benj在厨房收拾,旁边站着Laura,好久没见她了。她刚刚读完心理学研究生正在诊所实习,周末和晚上会在我们这家姐妹餐厅兼职打工。我们不熟,只是公司年会见过两次。
“Jing, 我看到大家发的年会照片,今年是你组织的火锅宴!我好想参加来着,可惜我去旅行了。”
Laura声线低,有点沙哑,但字字腔正有力。
我说那可惜了,争取夏天再组织一次。不知道Johanna有没有从澳大利亚回来,她在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去餐厅里吃火锅呢。
Johanna是我在店里刚开始上班时认识的同事,我们俩经常一起搭班,她平日里在迪卡侬做店经理,休息的时候来我们这里赚点额外的。
不少比利时人都会在全职工作之外去餐厅酒吧打工,这里叫flexi——灵活工,可以自由地去不同的店里打工,赚的钱也不用交税。算是政府鼓励带动餐饮行业就业的手段吧。
3年前我们搭班干活儿的时候,她刚刚满30岁,对比其他打工的学生,我们俩更能聊得来,也许是活得都相对20岁的学生来说更久一点吧,哈哈。我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咱们聊得来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用没话聊硬聊,愉快的安静无语在我们来这里是舒适的。而学生们更喜欢没话找话,忍不了尴尬。
时间久了,她也会跟我说一些自己的事儿。她在迪卡侬上班不开心,虽然公司给她升职了店经理,但她不喜欢管人也不喜欢做行政类的事务,她更喜欢在店里穿梭,帮客人解答问题,看看货架上有没有需要补充或整理的货品。
她说,我喜欢做简单的事情。
有时候她来上班时眼圈很黑,头发也扎得马虎。我问她还好吗,她说自己有些抑郁倾向,也经常焦虑症爆发没法好好睡觉上班。遇到一点事情就很紧张,感觉到处都在撞墙。
我只能抱抱她,希望她能慢慢好转。
后来她辞去店经理的职务,重新转去做店员,也开始申请澳大利亚的打工旅行签证,她说想去冲浪,去徒步,想多晒晒太阳。
有一次我在朋友的演出现场卖葱油拌面,Johanna也来捧场,还带着Laura,她们俩是十多年的好朋友。
没多久Johanna就跟我们告别飞去澳大利亚,我记得她最后一天上班结束时我们俩拥抱,我说要给我发照片呀。
她去澳大利亚之后的一年里我们交换过两次信息,一次是她给我发了张自拍,照片里的她皱着眉头在暴雨里,满头卷发盘结在一起挺狼狈,背后是光秃秃的山顶。她说她一个人登山,半途上暴雨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登。拍下照片的时候虽然很惨,但是又觉得好真实好爽。
另一次是她告别大城市开始在一个海边小村子里打工,一家只有她一个人在看着的小酒馆加民宿。我问她什么计划,会留在澳大利亚还是回来,她说还不知道,看看能遇到什么机会吧。
再之后我们就没联系了。偶尔路过鹿特丹大街,我会跟Roy说,哈,这是Johanna在安特卫普的时候住的地方,来自鹿特丹的女生来到比利时还住在鹿特丹大街。我还能指出她租的公寓楼,那扇漆掉得斑驳的湖蓝色大门。有次我在家捣鼓了一堆寿司卷吃不掉就给她送来,她站在这门口等不及就打开饭盒尝了一口。
”Johanna,她......”
“ 她出了点意外......"
我没说话,我等着Laura继续。
她放下手里的酱料瓶,在手巾上擦了擦手,
“Johanna在澳大利亚出了车祸,她去世了。”
下午三点的餐厅里没有客人了,只有几个员工在等着吃午饭。厨师Benj在问厨房里的同事想吃什么,他说鸡肉串加米粉,米粉只要一点点就好。
落地玻璃窗外阳光大好,好久没有出这样的太阳了。我站在厨房里,不知道如何消化这消息。
我们并不是深交的朋友,但是我还是偶尔会想到她,想到她那张在暴雨里皱着眉头乱着头发的自拍,脆弱又执拗。
意外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都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但当意外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甚至带走她们,我还是会被一股无法解释的悲伤和震撼袭击。
我只能呼吸,缓慢而深长的吸进一口气再吐出一口气,好像此刻世界并不存在,我只能靠自己的呼吸感受到生命力。
我忍不住想,车祸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吗?是她在开车还是别人在开车呢?她是当场就失去意识还是抢救无效呢?她是在去下一个打工城市的路上吗?
但这一切又根本不重要。
我只是有些心疼,我担心她在死亡来临的瞬间感到孤独、恐惧。
“她是去年8月底出的事。本来我们约好两个礼拜之后我去机场接她......” Laura说,“但她那时候很开心,算是她那几年的时间里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吧。我反复地这么确认之后,好像慢慢也能接受这个事实了。”
我向Laura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她说Johanna的墓碑还没有安放好,还得有些时间。我说等墓地的信息有了,请务必告诉我,我会去鹿特丹看她。
Johanna, 我们可能不会再见了。但是,我会去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