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武汉后,甚至说曾经搬到伦敦之后,我都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在谢菲的生活几乎塑造了我对于电影的消费习惯,从我发现O2电话卡可以每周领一张Odeon的票后,我尽量每周都去那里观影。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疫情结束,Odeon涨价并且O2 Priority和它们停止合作。本科预科的时候我大量的时间在宿舍看电影,英国解封之后不久,我养成了上述去商业影院的习惯。看当代的电影和经典电影有一个很显著的区别,当代电影和当代艺术一样,非常热切地介入和反思当代社会,这种智识努力可能通过技术、热点话题、时尚等侧面展现在商业影片里,但是在那些更深思熟虑的独立影片和艺术影片里,这种当代关切往往会成为核心。Odeon偶尔会上映经典电影的重映,以及一部分有着优秀商业发行的独立电影。当在谢菲本地独立影院Showroom办了一张青年卡之后,我的观影重心随即从卧室转移到了这个公共空间。Showroom是一个绝妙的电影公共空间,谢大和谢哈的教授—东亚系的教授会组织重映经典的东亚影片,重映《英雄》时讨论东亚的地缘政治和拓张的Chinese Nationalism;韩国电影周时重映了奉俊昊、李沧东、朴赞郁···哲学系的教授会在经典的科幻影片后和大家讨论STS和人工智能伦理;性别研究和Queer电影周、纪录片节、青年独立电影周。Showroom作为公共空间,整合了当代的关切。10年20年甚至快100年前的电影,在当代关切的传唤下,作为一种文本,一种社会改变的记录者,社会偏见的折射物,和社会进步的情感代偿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下。从Showroom走回家,不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很好的整理思路让自己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同样独立影像尴尬难受的座椅,我也逐渐找到了减缓腰痛的半躺着的坐姿。影院变成一个有agency的主体,像一个温柔的巨人,回应了一部分观众对于社会改变的期望,集中了大家的思想,甚至调整了我们的身体。伦敦有着更多的影院,BFI southbank, Barbican, Prince Charles Cinema… 但是漫长且轰鸣的地铁,无限增加的出行和餐食成本,繁忙聒噪的街道让人疲惫。超大城市寄居着无数不同的关切、欲望和议程,无法被一个个小小的影院抵挡也不再能被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