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是我生命中的陷阱
Mark Fisher的k-punk是一种我意识里最模板状的文化研究,与其相似的,Berlant写的Cruel Optimism以及一系列酷儿文化研究。或者换一句话说,Fisher那种频繁介入当代流行文化的面向公共但是高度私人化的写作方式,引导我转向文化研究。
我期待一种欢愉的、玩世不恭的学术,一种寄托人的欲望的、激起知识的快感的学术;但是它同样扎根在每况愈下的现实:分裂、压迫、剥削被合理化的现实中,一种倔强的悲观享乐主义情感结构。但是实证的社会学不鼓励这种姿态,在我本科的数字社会学训练,以及未来(现在)需要用一份强调理论和实际贡献的、有竞争力的RP拿到PHD入学之间,我突兀的、满足一己私欲的文化研究教育将我沉浸在一种酸性梦幻的错位里。
Ghost of My Life有了中文译本,重读Fisher让我回忆起了很多酸性的痛楚。k-punk是一种释放性质的写作,疗愈性质的写作。消失的未来,联系到他在Werid and Eerie出版后对于自己生命的决定,写作和思考的疗愈没有重建他生命的意义,当代文化市场里被无限重复直到过去的艺术抹去未来,左派自暴自弃的怀旧。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因为涵盖Kanye的章节,幽灵学和派对,808Heartbreak中被autotune修正到悲伤已经近乎成为一种后现代景观的唱片里,Pinocchio Story的现场即兴像反乌托邦世界里最后一滴人类真实的眼泪,what real love is about?
最令我心驰神往的那一种文化研究,从我浅薄的立场,是一种难以被实证训练的,从生命经验里破土而出的思考方式。很神奇的是,英国的社会科学接受它们,但是在美国通常存在于文学系和性别研究。我本科每周读的那些论文,New Media&Society期刊,经典的社会学文献,我从来没读过Queer Art of Failure, Cruising Utopia, No Future Queer Death Drive那种将私人的澎湃情绪直接通过令人困扰的复杂语言呈现的学术,我浸泡在我热爱的艺术里。有别于伯明翰学派那种批判方式的熟悉性,酷儿的文化研究每时每刻让我震撼,它在我完全没有理解一切的情况下已经改变了我的逻辑方式,我在被训练之前,在完全没有这种生命经验前已经接受了它。通过艺术家们,Wolfgang Tillmans, Felix Gonzalez-Torres, 我连接上了令我耳目一新的文化研究,而同样这种痛苦的、矛盾的逻辑方式,也改变了我配置自己研究兴趣和生命的方式。
我很喜欢这个标题,我生命中的幽灵,关于抑郁症、幽灵学和消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