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中文写作的习惯几乎完全和英文不同。散文这种思考方式的重要性对于我的中文写作有多重要,几乎和酒精之于我的意义一样。用中文写作的时候,我不受任何训练的约束—后殖民对于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桎梏在我的笔下不存在;学院无法要求我的语言和措辞结构;同样我不需要对任何读者负责。这种写作习惯的分离,长期导致了我用不同语言写作的情景、时间以及目的从来没有重叠。
在本科的时候,没有教授鼓励我们创新性写作,学生被作为潜在的专业研究者、社会学家训练,我们的语言继承了线性逻辑的传统,我们的思维对每一个论点直接负责。在整个本科阶段,我从来没有把我用中文写作的主题带入我的英文写作,三年之内我一直在研究远方的事,这里的那里的数字社运。尽管我会在夜深人静里每周坚持用中文写一些我生活里的事,纯艺术、音乐、电影和酒精。
在一个人文和社科交叉的硕士项目,我第一次被推动着用不同的思考方式写作,这种推动不只来自教授面对面的鼓励,它从文本里四面八方涌来。我每一次读酷儿理论的书,都有一种被ta们的逻辑结构吞没的欣悦感。你无法习得酷儿理论,只能接受它。No Future (Lee Edelman), The Queer Art of Failure (Judith Halberstam), Cruel Optimism (Lauren Berlant), Cruising Utopia (José Esteban Muñoz)… 我感兴趣的东西在ta们的论点之外的,一种汹涌的、不言自明的张力。你可以用实证思路去论证社运和警察暴力、经济衰退、劳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因为你在社会学规定好的结构里论述;但是我们是否可能用实证思路去写作public sex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死亡冲动的象征和未来、一瓶可乐和无法存在的当下;酒精汹涌后无限膨胀的大脑、演唱会里难以遏制的狂啸、parade中为了美好的(可能不存在的)现在以及未来的眼泪。
有一种社会学让生活和个人越来越远,有另一种学术让人热情地燃烧生活,文字是诗、表达是海洋、逻辑是馈赠。我无法向你写作当再次遇到一年未见的朋友,在酒精让人的ego像气球一样轻飘飘地带着理想飞到故乡的时候,我感到多么的鲜活。我的血液在奔跑,我的大脑在坠落,我感到思绪像树根,连接了欧亚大陆,连接了我们走过的所有土地,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梦想。
这种转变对我是阵痛,从一种“严谨/(模仿)科学”的社会科学转向人文和社科的交叉。在脱离了学院一脉相承的实证方法论和结构化理论之后,面对抽象的、被熟视无睹的、私人化的主题时,没有捷径。作者思考的方式、写作的广度和深度、和生命的距离直接决定了研究的魅力。它要求我将个人生活和生命开始和自己的工作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