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燕妮:“如果重来一次,我不会结婚”
2026年2月12日是燕妮的诞辰212周年。燕妮是德国社会学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与卡尔·马克思互为伴侣和革命战友。一切关心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应该思考,燕妮和马克思的个人爱情生活具体如何?而且不仅限于两人,我们自己又该如何处理和思考爱情问题?这里展示一些马克思书信里的具体案例,以供参考反思。
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给他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写信,信中说:“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这并非他一时激动的怨言。再过八年,即1866年8月15日他致未婚女婿拉法格的信中还坚定地表示:“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不再结婚了。
1843年6月19日他与燕妮结婚之后,只有短暂的蜜月生活,竟接连生下七个子女:1844年5月1日长女小燕妮诞生,1845年9月26日次女劳拉出世,1847年2月3日长男埃德加尔喜从天降,1849年11月5日次男吉多呱呱坠地,1851年3月28日三女费兰契斯卡降生,1855年1月16日又添幼女爱琳娜。
因贫病交加,次男和三女都只活一岁多就夭折了。1857年7月6日又生下一个死婴。多子女的家庭雇不起保姆,当父母的极其辛苦。虽然从1845年4月起,马克思的老岳母把自己忠实的女仆琳衡派到马克思家中来照料他们一家,但是要养育六个子女、养活九口之家,这对于一个职业革命家、杰出思想家来说,是何等沉重的负担啊!为了一日三餐,为付每月房租(当时还没有电灯、电话),马克思不得不经常熬夜为报刊写稿,还要典当、变卖物品,不时写信向密友恩格斯求援,甚至向友人、邻居、工人借贷。1854年初,全家都患流行感冒,5月间,孩子们又都出麻疹。1855年3月间,不满九岁的长子埃德加尔病危,妻子为此忧虑成疾,马克思只好连续彻夜不眠护理爱子。4月8日,肠结核病终于夺去了他幼小生命!
从这一天起,马克思终日头部剧痛,完全无法工作。痛失娇儿,加上长期辛劳,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随后,他就不断被风湿病、肝病等所困忧。到晚年,他夫人于1881年12月2日殁于肝癌,长女燕妮·尤格于1883年1月12日才38岁竟困膀胱癌丧命,还留下五个子女。马克思经不住连续遭到如此重大打击,于1883年3月14日患肺脓肿溘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所以马克思在1866年给长女珍妮的伴侣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个人命运献给了革命斗争。我不后悔。恰恰相反。如果我必须重新开始我的生活,我也会这样做。但是,我不会结婚。我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拯救我的女儿,使她远离那片曾毁灭她母亲生活的暗礁。”
关于信中所说被毁灭的生活,列举一例便可理解,这样的处境在ta们生活中频繁发生(以下内容引自百度百科):“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
燕妮和马克思的确彼此相爱,彼此陪伴了革命的一生,但也不得不正视两人的婚姻和爱情里存在着困苦和牺牲,家务和抚养的重担也占据了燕妮的自由时间:就像这封信里展示的,远离那片曾毁灭她生活的暗礁,应该也给燕妮以更独立的生活,或许能让燕妮拥有更多施展才能和创造的空间。后者内部中的矛盾和前者在结果上的进步奉献在时空上并存,两者之间并不互相否定。
另外,燕妮在1863年写给路易丝·冯·威斯特法伦的信中提到,有时她自己想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厌恶政治事务(对她和卡尔来说是不可能的,对ta们来说,“不幸的是,这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她都不希望革命成为女儿们生活的动力。
在马克思1857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对于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结婚更令人讨厌的呢,从而让自己陷入家庭和私人生活中的小痛苦。”
不可否认燕妮和马克思两个人的伟大,但是ta们的爱情、婚姻以及其中的困苦和牺牲,爱情和婚姻关系本身无不也是值得反思的。家务、生育、誊写手稿,不应把这些无法考据是否出于她本人自愿、但事实结果如此的劳苦付出视为一种美名,因为现实的个人生活是复杂而非平面化的,除去这些流亡夫妻生活中身不由己的劳苦,她或许本可以创造更多。
正是由于多子女的物质和精神重担,才使马克思认为结婚是:“最愚蠢的事”。对此他是有自知之明的。1851年2月3日他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颇为幽默而风趣地说道:“土壤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这不免使像我这样多子女的父亲非常狼狈。尤其是,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因为当时西欧避孕和堕胎还不流行,所以才会出现结婚多产的现象。只有不要子嗣或者患有不育症者才能从婚姻中得到美满幸福生活。
最后我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来结尾:“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