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叫铁马: 《坏血》是我能想到，一名商业记者能拿到最好的报道故事类型。 创始人伊丽莎白一开始带着一个称得上是伟大的愿景：仅从病人刺破指尖获得的少数几滴血，就能做上百项医学检测，病人不用再面对让人害怕、痛苦的大针头，也可以随时方便地检测健康，而不用再等到癌症降临还浑然不知；医疗机构可以快捷地了解病人身体情况，而不用再反复抽血检测，因此省下的医药研发费用最高可达30%。 伊丽莎白扭曲现实力场的个人魅力，搭配伟大愿景，将斯坦福工程学教授钱宁·罗伯特森、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传媒大佬默多克等诸多big name卷入游戏，以他们的个人声誉为希拉洛斯——这家曾经硅谷最值钱的创业公司之一——背书、投资、并圈进更多手持热钱的大亨们，一度美国军队都要采购希拉洛斯的设备，将其送上战场。 从头至尾，这家存续了14年的公司都没能兑现它的过度承诺，只有十几个项目可以在公司自己的机器上检测，且并不准确，其他都是在已经成熟的西门子血液检测设备上进行。 为了维持骗局不被戳破，伊丽莎白和他的合伙人男友在公司设置了硅谷绝无仅有的保密制度，开掉一切质疑的人，并公开向投资人和员工撒谎。最可怕的是，这一设备已经准备面向普通群众大规模开放，不准确的检测结果可能会导致病人预判病情，产生不可挽回的结果。 最终，在一切变得更糟糕之前，实验室主管出于“希波克拉底”宣誓所说的“不伤害”原则，选择挑明真相，接触上了华尔街日报的约翰·卡雷鲁。 这不是一个正义立即得到声张、坏人马上原形毕露的故事，反而我觉得后半段才是最精彩部分，也是最让我对记者佩服的： 《华尔街日报》团队和希拉洛斯精干能辩的律师们正面交锋多轮，记者靠着扎实的采访和报社律师的审慎没有败下阵来。 最让记者感到愧疚的是，希拉洛斯律师团队对所有和记者交谈过的信源一一施压，他们面临着被起诉、花费几十万律师费、职业生涯被毁坏的代价，一些人选择了不再发声，但也有人抗住了压力，保持了和记者的交谈。 这种愧疚、难受和愤怒，我和我的同行们也都体验过，愧疚会吃掉一些记者的冲劲，激发另一些记者的愤怒。很多宏大、坚硬的东西，就是在日常一次次妥协、放弃中被磨平的。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抗住了，他和信源们出于一个朴素的想法——这样一家可能伤害普通人的公司不应该存在——最终让监管部门注意到了问题，公司解散。 我们也曾有这样的黄金年代，一篇报道影响一个产业，今天环境变了，我们也不应该放弃，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为我们想要的世界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