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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内有社会发展不行，外有霸权主义打压。多山、部落社会结构稳固，宗教与地方传统精英力量强大，现代化基础薄弱。建国一开始就激进世俗化改革，脱离本土社会文化，民众根本不接受。
他地缘战略位置还关键，冷战及之后美苏都打他。外部军事干预与长期冲突摧毁了社会经济，反而强化了本土保守势力，使国家陷入“落后-冲突-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任何长期执政的力量若完全背离其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或地方精英利益，都难以维持稳定统治。
当前的根本困境在于“积贫”与“积弱”相互锁死：
1. 社会基础：宗教与部族领袖在未经历现代教育与工业化的民众中根基深厚，改革缺乏广泛社会支持。
2. 政权性质：政府是国内各方势力的平衡器，尤其是宗教与部族力量，其政策必然倾向于维持统治联盟的稳定。将塔利班的决策简单类比为21世纪的现代政党行为，是一种误读；在阿富汗的历史语境下，能建立起一个超越分散部族、具有全国性权威的政教合一政权，本身已是某种“进步”，尽管这是一种严酷的、基于传统秩序的整合。
3. 经济现实：以前机械化农业和初级生产为主导的经济，极度凸显男性作为重体力劳动力的价值，缺乏实现性别平等的物质基础。
4. 外部干预的局限性：基于普世价值谴责其剥夺女性权利的政策是必要的，但历史表明，忽视其复杂内在社会结构的外部强力干预，往往无法带来实质进步，甚至会造成更大创伤。真正的改变需依靠内部社会与经济条件的逐步演化。
他地缘战略位置还关键，冷战及之后美苏都打他。外部军事干预与长期冲突摧毁了社会经济，反而强化了本土保守势力，使国家陷入“落后-冲突-再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任何长期执政的力量若完全背离其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或地方精英利益，都难以维持稳定统治。
当前的根本困境在于“积贫”与“积弱”相互锁死：
1. 社会基础：宗教与部族领袖在未经历现代教育与工业化的民众中根基深厚，改革缺乏广泛社会支持。
2. 政权性质：政府是国内各方势力的平衡器，尤其是宗教与部族力量，其政策必然倾向于维持统治联盟的稳定。将塔利班的决策简单类比为21世纪的现代政党行为，是一种误读；在阿富汗的历史语境下，能建立起一个超越分散部族、具有全国性权威的政教合一政权，本身已是某种“进步”，尽管这是一种严酷的、基于传统秩序的整合。
3. 经济现实：以前机械化农业和初级生产为主导的经济，极度凸显男性作为重体力劳动力的价值，缺乏实现性别平等的物质基础。
4. 外部干预的局限性：基于普世价值谴责其剥夺女性权利的政策是必要的，但历史表明，忽视其复杂内在社会结构的外部强力干预，往往无法带来实质进步，甚至会造成更大创伤。真正的改变需依靠内部社会与经济条件的逐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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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反对道德主义、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
引言：超越零星善举的局限
有些道理看似简单，却因个人成长经历或眼前利益的纠葛，许多人不愿意去想清楚。我们从事一项事业，并非为了完成零星的好事。这好比演奏一场交响乐，其和谐不仅在于音符与音符的搭配，甚至超越了声部之间、乐器部门之间的协同，而是乐章与乐章的呼应，是演奏者与环境、与观众的共鸣，乃至整个演奏活动与时代气息的融合。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仅仅发出一个完美的音符，就是在做好事。这种孤立的行为，对于整体的长远变化究竟有何助益？其意义何在？许多人衡量工作价值的标准，仅仅计较于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善”，纠结于自己做了多少，别人又做了多少。
从长远来看，这种局部的善行或许有两个意义：一是在具体工作中打磨出一套细节性的工作方法，为未来事业的大面积铺开、病毒式裂变乃至全方位的共振共鸣提供经验，从而提高整体效率，减少潜在的损害。其二，是通过这些零星的工作磨砺行动者自身的基本能力，如效率意识、大局观、反思调整的灵活性，以及如同指挥员般的狡猾、敏锐、坚定与勇敢。
对道德主义的批判：着眼于根源而非表象
你做好事，必须讲求速度、规模、深度与烈度。你的建设速度，必须超过破坏者摧毁美好的速度。敌人可能仅需几小时就能毁掉一个家庭，而你如何能在几分钟内拯救它？倘若你选择的案例不具典型性，无法从中获得长远的进步与方向调整，那么无论你如何努力，都追不上黑暗与邪恶蔓延的步伐。建设一个孩子需要千辛万苦，摧毁他却只需一瞬间。这是一种注定失败的竞赛。
面对世间的苦难，仅仅施行小恩小惠来修补，无异于杯水车薪。若有一万人在修补，却有一个人在施虐，最佳方法显然是先制止那个施暴者。但问题随之而来：消灭一个恶人，倘若背后有成千上万的恶人呢？如果恶人是由某种结构性、系统性的原因批量生产出来的呢？铲除恶人本身就足够了吗？难道不应该改造滋生罪恶的土壤吗？
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某个“坏人”，是一种拟人化的政治观，实质上是政治无能与失败主义的表现。人是特定土壤的产物，“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里的“土壤”并非指地理空间，而是指文化底色、社会运行模式与人类的基本生存形态。我们必须从这里着手，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任何固化的标准都可能僵化并反过来持续生产出新的“恶”，唯有动态的结构性调整才是出路。
进行结构性调整，好比“开药方抓药”。药方具有可复制性，可以普惠众人。如果停留于“一病一治”，甚至连“一病一治”都做不到，效率将何其低下？当你救助一个个体时，另外一群人早已被荼毒。因此，若想从根本上消除由系统性原因造成的结构性悲剧，沉溺于零星的善举是错误的。这样做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遮蔽真相、制造谎言。
当然，这并非说完全不能做这些局部工作。其真正的目的之一，恰恰是在实践中察觉到这种工作本身的无力感与虚诞性。它虽然有局部、细碎的意义，但终究是虚诞的，因为它占据了你宝贵的生命。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你必须亲身经历，从处理个案、施与小恩小惠开始，最终意识到自己被锤炼出的更大力量，应当用于寻求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成为系统性努力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发起者、参与者、维护者，还是批判者。
这种沉迷于小恩小惠的思维，我们称之为“道德主义”。他们只依据眼前、局部的个例和短平快的利益来做评判。这种所谓的“道德”，本质上并非真正的道德，而是一种狭隘的、以最小单元计算的功利主义。它常常以利他主义和自我奉献的形式伪装起来，掩盖其功利内核。
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警惕无能的清高与空谈
这种道德主义者，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系统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在行动上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形式主义。当他们在价值立场上堕落为一种伪装起来的、局域性的功利主义时，他们会长期采用一种策略来掩盖自己的无能——转而攻击决策机制本身。他们的批评往往只有两条：一是决策过程有问题，二是权力本身是肮脏的。
他们将实践中微小的瑕疵夸大为致命问题，把推动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团队在权力富集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历史性代价，描绘成道德的污点。他们如同十指不沾阳春水般地进行批判，因为他们从不追求彻底的解决，也从不渴望真正的胜利。他们满足于在巨大的失败背景下搞些修修补补，占点甜头。这种行为，无异于在污秽中品尝奥利奥，每一口甜蜜都伴随着耻辱。
他们不理解，惨痛的、充满牺牲的、甚至局部腐化的胜利，依然是胜利。即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抗争，只要它永久地改变了力量对比的均衡点，在历史中嵌入了斗争的逻辑，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它不是“虽败犹荣”，而是“虽败犹胜”。因为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在历史中兑现了自己，展现了重塑世界的决绝努力。
真正的失败主义者才害怕失败，他们会将这种修补行为——如同巧克力味的粪便——说成是有营养的。而形式主义者则会通过攻击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行动的形式来为自己的懦弱辩护。他们声称形式不纯洁、有瑕疵，实际上是因为斗争进入实质阶段后，其烈度让他们无法承受。当风险指数级上升时，他们退缩了。
他们对决策形式的注重，并非为了追求更高效的决策，也不是为了迎接历史的酷烈挑战，而恰恰是为了逃避这些挑战。当实质性的、不可逆的代价由他人承担时，他们却要求分割决策权。然而，他们所谓的“否决权”，不过是随时可以抽身离去的特权。他们的决策不会让他们承担任何可怕的代价，因为他们与利害关系的核心是脱节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谓的批评，永远只会落在决策形式，或者那些在他们看来过于炽热、酷烈的权力与代价之上。
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事业胜利优于个人解放
最后，这类人会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他们看似是无私的利他主义者，但其行为模式往往是畸形的：通过极大的自我伤害、痛苦与内耗，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外部功劳。自我伤害100点，才产出1点对他人的帮助。这本质上是陷入了倒错的自恋逻辑。这就像一个恋人，不断诉说自己的痛苦，仿佛痛苦的深度等同于爱的深度。但这与对方得到的爱有何关联？这不过是自虐式的感动罢了。
他们对集体事业的心态，类似于这种恋爱中的自我折磨。他们不敢将善行做得系统化，因为一旦形成脉络，就可能被更高层面的战略所否定。于是，他们只能从事那些碎片化、不成体系、不成周期的零星活动。这既能避免批评，又能永远处在一种低烈度的“安全区”内，并将自己的低效劳动、自我贬低和内耗包装成功劳。
他们无法制定和落实中期计划，因为缺乏现实经验的支撑，也恐惧在试错中面对挫折。当被要求承担责任时，他们不会反思自身能力的匮乏，反而会指责宏观决策有问题。他们将一盘散沙的堆砌，混淆为系统性的建设。正如你不能将一把沙子称为玻璃，即使沙子在倾倒时也能透光。沙子要变成玻璃，需要的是高温熔炼，而不是无尽的收集与打磨。它需要持久、充分、高烈度的努力，才能催化出质变。
这些个体常常将宏大叙事供奉起来，其目的却是利用其艰巨性与不可能性，来对现实中的权力运行和决策机制提出苛刻而廉价的批评。他们仿佛古代的钦天监，用一个虚构的、完美无灾的“尧舜之时”的乌托邦图景，来指责当下的不完美。
他们最优先追求的，永远是其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政治解放”——即站上一个可以对所有人进行脱离实际的批评的制高点。他们有一种极为幼稚的逻辑：“如果我们这些内核的革命者自己都不发展、不解放，我们如何解放别人？”
你是否做好了成为历史工具的觉悟？在资源匮乏、环境残酷的现实中，奢谈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如同梦呓。当你需要疏通一个满是污秽的马桶时，却苛求手中的工具时刻保持洁净，这是何等的洁癖与自私！当众人将最后的希望与资源汇集于你，你优先考虑的却是个人发展，而非那个行之有效的长远计划的推进吗？
这些人总是在计算自己的得失，纠结于自己付出的代价。他们把自己遭受的磨难，视为一种特权，一种可以向历史讨要补偿的债权。他们犯错后，首先在意的不是错误本身浪费的资源，而是自己的情绪损伤和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在这种交易中，他们认为最宝贵的资源是自己。这种寄生者的逻辑，是敌人的逻辑。这种能力越增长，他们就越会成为剥削者与凌虐者的帮凶。
结语：伪精英、伪群众与历史的抉择
无论是精英还是群众，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伪精英”与“伪群众”。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否认共同体利益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客观必然性与急迫性。
伪精英们陷入幼稚的权力斗争，他们所谓的理论只是争权夺利的工具。让他们为群众的长远利益做出根本性自我牺牲时，他们必然退却。而伪群众们，则挟持“群众至上”的名义，用短视和暂时的利益来贿赂群众，阻碍他们成为自觉的、能够明晰自身历史使命的群体。他们永远面朝群众说教，后背却靠着群众的敌人。
检验真伪的核心指标只有一个：能否提出并践行一个长远的、体系化的、可在现实中落地的社会改造方案，并愿意为此牺牲自己根本性的、不可逆的重大利益。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当你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所有的苛责都将失去意义。在通往山顶的路上，被荆棘刺破、被毒蛇咬伤，都是必然的代价。目标是唯一的坐标。在冰冷麻木的现实面前，你必须同样严苛地改变自己。历史就是如此残酷。
最终，这一切都归结于意志。这些人失去了背叛自身阶级归属的意志，无法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交易逻辑。他们不能、也不愿瞄准最终的胜利。而瞄准长远解放计划的那种固执到病态的理性，以及一定要让它落地的决绝意志，在历史中是极端稀缺的。
引言：超越零星善举的局限
有些道理看似简单，却因个人成长经历或眼前利益的纠葛，许多人不愿意去想清楚。我们从事一项事业，并非为了完成零星的好事。这好比演奏一场交响乐，其和谐不仅在于音符与音符的搭配，甚至超越了声部之间、乐器部门之间的协同，而是乐章与乐章的呼应，是演奏者与环境、与观众的共鸣，乃至整个演奏活动与时代气息的融合。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仅仅发出一个完美的音符，就是在做好事。这种孤立的行为，对于整体的长远变化究竟有何助益？其意义何在？许多人衡量工作价值的标准，仅仅计较于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善”，纠结于自己做了多少，别人又做了多少。
从长远来看，这种局部的善行或许有两个意义：一是在具体工作中打磨出一套细节性的工作方法，为未来事业的大面积铺开、病毒式裂变乃至全方位的共振共鸣提供经验，从而提高整体效率，减少潜在的损害。其二，是通过这些零星的工作磨砺行动者自身的基本能力，如效率意识、大局观、反思调整的灵活性，以及如同指挥员般的狡猾、敏锐、坚定与勇敢。
对道德主义的批判：着眼于根源而非表象
你做好事，必须讲求速度、规模、深度与烈度。你的建设速度，必须超过破坏者摧毁美好的速度。敌人可能仅需几小时就能毁掉一个家庭，而你如何能在几分钟内拯救它？倘若你选择的案例不具典型性，无法从中获得长远的进步与方向调整，那么无论你如何努力，都追不上黑暗与邪恶蔓延的步伐。建设一个孩子需要千辛万苦，摧毁他却只需一瞬间。这是一种注定失败的竞赛。
面对世间的苦难，仅仅施行小恩小惠来修补，无异于杯水车薪。若有一万人在修补，却有一个人在施虐，最佳方法显然是先制止那个施暴者。但问题随之而来：消灭一个恶人，倘若背后有成千上万的恶人呢？如果恶人是由某种结构性、系统性的原因批量生产出来的呢？铲除恶人本身就足够了吗？难道不应该改造滋生罪恶的土壤吗？
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某个“坏人”，是一种拟人化的政治观，实质上是政治无能与失败主义的表现。人是特定土壤的产物，“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里的“土壤”并非指地理空间，而是指文化底色、社会运行模式与人类的基本生存形态。我们必须从这里着手，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任何固化的标准都可能僵化并反过来持续生产出新的“恶”，唯有动态的结构性调整才是出路。
进行结构性调整，好比“开药方抓药”。药方具有可复制性，可以普惠众人。如果停留于“一病一治”，甚至连“一病一治”都做不到，效率将何其低下？当你救助一个个体时，另外一群人早已被荼毒。因此，若想从根本上消除由系统性原因造成的结构性悲剧，沉溺于零星的善举是错误的。这样做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遮蔽真相、制造谎言。
当然，这并非说完全不能做这些局部工作。其真正的目的之一，恰恰是在实践中察觉到这种工作本身的无力感与虚诞性。它虽然有局部、细碎的意义，但终究是虚诞的，因为它占据了你宝贵的生命。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你必须亲身经历，从处理个案、施与小恩小惠开始，最终意识到自己被锤炼出的更大力量，应当用于寻求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成为系统性努力的一部分——无论是作为发起者、参与者、维护者，还是批判者。
这种沉迷于小恩小惠的思维，我们称之为“道德主义”。他们只依据眼前、局部的个例和短平快的利益来做评判。这种所谓的“道德”，本质上并非真正的道德，而是一种狭隘的、以最小单元计算的功利主义。它常常以利他主义和自我奉献的形式伪装起来，掩盖其功利内核。
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警惕无能的清高与空谈
这种道德主义者，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系统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在行动上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形式主义。当他们在价值立场上堕落为一种伪装起来的、局域性的功利主义时，他们会长期采用一种策略来掩盖自己的无能——转而攻击决策机制本身。他们的批评往往只有两条：一是决策过程有问题，二是权力本身是肮脏的。
他们将实践中微小的瑕疵夸大为致命问题，把推动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团队在权力富集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历史性代价，描绘成道德的污点。他们如同十指不沾阳春水般地进行批判，因为他们从不追求彻底的解决，也从不渴望真正的胜利。他们满足于在巨大的失败背景下搞些修修补补，占点甜头。这种行为，无异于在污秽中品尝奥利奥，每一口甜蜜都伴随着耻辱。
他们不理解，惨痛的、充满牺牲的、甚至局部腐化的胜利，依然是胜利。即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抗争，只要它永久地改变了力量对比的均衡点，在历史中嵌入了斗争的逻辑，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它不是“虽败犹荣”，而是“虽败犹胜”。因为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在历史中兑现了自己，展现了重塑世界的决绝努力。
真正的失败主义者才害怕失败，他们会将这种修补行为——如同巧克力味的粪便——说成是有营养的。而形式主义者则会通过攻击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行动的形式来为自己的懦弱辩护。他们声称形式不纯洁、有瑕疵，实际上是因为斗争进入实质阶段后，其烈度让他们无法承受。当风险指数级上升时，他们退缩了。
他们对决策形式的注重，并非为了追求更高效的决策，也不是为了迎接历史的酷烈挑战，而恰恰是为了逃避这些挑战。当实质性的、不可逆的代价由他人承担时，他们却要求分割决策权。然而，他们所谓的“否决权”，不过是随时可以抽身离去的特权。他们的决策不会让他们承担任何可怕的代价，因为他们与利害关系的核心是脱节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谓的批评，永远只会落在决策形式，或者那些在他们看来过于炽热、酷烈的权力与代价之上。
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事业胜利优于个人解放
最后，这类人会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他们看似是无私的利他主义者，但其行为模式往往是畸形的：通过极大的自我伤害、痛苦与内耗，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外部功劳。自我伤害100点，才产出1点对他人的帮助。这本质上是陷入了倒错的自恋逻辑。这就像一个恋人，不断诉说自己的痛苦，仿佛痛苦的深度等同于爱的深度。但这与对方得到的爱有何关联？这不过是自虐式的感动罢了。
他们对集体事业的心态，类似于这种恋爱中的自我折磨。他们不敢将善行做得系统化，因为一旦形成脉络，就可能被更高层面的战略所否定。于是，他们只能从事那些碎片化、不成体系、不成周期的零星活动。这既能避免批评，又能永远处在一种低烈度的“安全区”内，并将自己的低效劳动、自我贬低和内耗包装成功劳。
他们无法制定和落实中期计划，因为缺乏现实经验的支撑，也恐惧在试错中面对挫折。当被要求承担责任时，他们不会反思自身能力的匮乏，反而会指责宏观决策有问题。他们将一盘散沙的堆砌，混淆为系统性的建设。正如你不能将一把沙子称为玻璃，即使沙子在倾倒时也能透光。沙子要变成玻璃，需要的是高温熔炼，而不是无尽的收集与打磨。它需要持久、充分、高烈度的努力，才能催化出质变。
这些个体常常将宏大叙事供奉起来，其目的却是利用其艰巨性与不可能性，来对现实中的权力运行和决策机制提出苛刻而廉价的批评。他们仿佛古代的钦天监，用一个虚构的、完美无灾的“尧舜之时”的乌托邦图景，来指责当下的不完美。
他们最优先追求的，永远是其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政治解放”——即站上一个可以对所有人进行脱离实际的批评的制高点。他们有一种极为幼稚的逻辑：“如果我们这些内核的革命者自己都不发展、不解放，我们如何解放别人？”
你是否做好了成为历史工具的觉悟？在资源匮乏、环境残酷的现实中，奢谈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如同梦呓。当你需要疏通一个满是污秽的马桶时，却苛求手中的工具时刻保持洁净，这是何等的洁癖与自私！当众人将最后的希望与资源汇集于你，你优先考虑的却是个人发展，而非那个行之有效的长远计划的推进吗？
这些人总是在计算自己的得失，纠结于自己付出的代价。他们把自己遭受的磨难，视为一种特权，一种可以向历史讨要补偿的债权。他们犯错后，首先在意的不是错误本身浪费的资源，而是自己的情绪损伤和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在这种交易中，他们认为最宝贵的资源是自己。这种寄生者的逻辑，是敌人的逻辑。这种能力越增长，他们就越会成为剥削者与凌虐者的帮凶。
结语：伪精英、伪群众与历史的抉择
无论是精英还是群众，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伪精英”与“伪群众”。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否认共同体利益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客观必然性与急迫性。
伪精英们陷入幼稚的权力斗争，他们所谓的理论只是争权夺利的工具。让他们为群众的长远利益做出根本性自我牺牲时，他们必然退却。而伪群众们，则挟持“群众至上”的名义，用短视和暂时的利益来贿赂群众，阻碍他们成为自觉的、能够明晰自身历史使命的群体。他们永远面朝群众说教，后背却靠着群众的敌人。
检验真伪的核心指标只有一个：能否提出并践行一个长远的、体系化的、可在现实中落地的社会改造方案，并愿意为此牺牲自己根本性的、不可逆的重大利益。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当你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所有的苛责都将失去意义。在通往山顶的路上，被荆棘刺破、被毒蛇咬伤，都是必然的代价。目标是唯一的坐标。在冰冷麻木的现实面前，你必须同样严苛地改变自己。历史就是如此残酷。
最终，这一切都归结于意志。这些人失去了背叛自身阶级归属的意志，无法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交易逻辑。他们不能、也不愿瞄准最终的胜利。而瞄准长远解放计划的那种固执到病态的理性，以及一定要让它落地的决绝意志，在历史中是极端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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